秦始皇：中国政治的早熟

◎开创中国政治的早熟：秦始皇

假使我们撇开赢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秦始皇》

提到中国的皇帝制度，就不能不说到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创造出三公九卿、推广郡县制度的第一人。他所创造的事业，不仅为中国历史设立了以后版图的基本框架，也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是，他的王朝又相当短命，对于后代的统治者都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所以，他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无人能够匹敌。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子赢政13岁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秦始皇并不是庄襄王的亲生儿子，因为大商人吕不韦是在自己的爱妾（也就是秦始皇的母亲）已经有了身孕的情况下，才“献给”庄襄王，结果后来生下了赢政。

公元前238年，秦王赢政22岁，开始亲自执政，他从相国吕不韦手里夺回权力，重新部署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为止，前后10年，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开始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关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确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他认为自己功德高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王的称号已经不能显示他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称，将三皇五帝合二为一，自称“皇帝”。此外，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印为“玺”，令为“诏”。这一切，都得到了以后历代王朝的继承。

为了有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统兵，但秦朝并未实施过；御史大夫掌监察，为副丞相，两人互相牵制。除了这三公之外，中央还有“九卿”。虽说是“九卿”，但实际上数量并不止于九，主要的有奉常（宗庙）、郎中令（宫廷警卫）、太仆（宫廷车马）、卫尉（皇宫保卫）、典客（外交事务）、廷尉（司法）、治粟内史（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族）和少府（皇室消费）。由于他们均不世袭，全按皇帝喜好决定，所以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经过了一次大讨论，才最终确定郡县制。那就是在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儒生淳于越提出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即分封子弟功臣，他的本意是说，有了这些人的外围协助，就不会出现有人篡夺皇位而无人帮忙的局面。但丞相李斯坚决反对，认为这将重蹈东周的老路。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立，将全国分为36郡，后又扩展至40郡。

不过，由于这次争论，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另一个建议，结果发展成后来的“焚书坑儒”。李斯认为儒生只知道复古，不能活学活用，义喜欢议论不休，如不加以禁止，就会结党于下，破坏皇帝的权威。为了断绝他们引经据典的来源，所以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烧毁，是为“焚书”。焚书开始后不久，由于有读书人反对，秦始皇又坑杀了其中的460人，结果造成了“坑儒”。

另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秦始皇对于中国的统一，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车轨异辙、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采取了很多措施。由于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体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都有很大差异，这对于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经过整理，他颁布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www.xing528.com)

与“书同文”的同时，秦始皇还规定了“车同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这些驰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棵。以后，又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今山西大同），全长900公里。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了，

由于战国时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很不一致，换算起来相当困难。所以，秦始皇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这样就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

同时，他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度。秦统一后，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这也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

总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呢？黄仁宇先生说，假使我们撇开赢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先生进一步分析，如果以欧洲为例，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也不发达的国家，比如说类似于波兰或保加利亚那样的国家，经过儿代人的经营，到最后能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吞并他们的领土，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为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件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完成，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黄仁宇先生说，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人口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即使是春秋时代，各个国家在黄河附近筑堤拦水，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有些国家，甚至还恶意地将灾害加诸邻国。由此可见，仅仅是治水一事，中国的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统一各国后，立石歌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称秦为“水德之始”。不过，这种改法，又主要由于他相信“阴阳五行”，认为周朝属“火德”，而自己取周而代之，应为“水德”，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推广他的理念，想以此确保他的江山能传之万代。

另外，由于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当然，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这里就不再详细分析了。总之，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秦始皇灭六国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又都是“大饥”，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赢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救济百姓，安定四方。所以，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黄仁宇先生还指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他在统一中国后命蒙恬率兵30万，击败匈奴，收复河套等地后，开始修建的，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只可惜他的所有政策均是在急风暴雨中完成的，所以他的事业无法继承，更为可悲的是，他的儿子要么被处死，要么成为宦官赵高之流的手中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