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的流变：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

◎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孔孟思想的流变

《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黄仁宇《孔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他的父亲曾做过鲁国的大夫。传说孔子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在郊外“野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时的风气还相当的开放，存在着类似于现在流行于甘肃等地“花儿会”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想来，为什么后来宋代的理学家们，面对祖师爷的这段身世，居然会想出那种“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口号，也真是有点莫明其妙。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以后，还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主刑狱官，其职责是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等职。这其中，最有名的事，就是他上任不到7天，就诛杀权臣少正卯，大快天下人心。去职后，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

前面已经说过，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也就是说，尽管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的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一切事情，仍以道德的名义进行，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没有揭掉，所以孔子对当日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相对于后来的孟子，就会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由于孔子一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所以花了大量的力气来探究夏商周三代变革的历史，得出了“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结论，意思是说，三代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方面没有改变。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周王朝也将百世不替地延续下去，周天子的权威必须恢复，诸侯、大夫等人的僭越应该结束。

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在孔子看来，各守其位，各施其职，也就是“正名”，乃是达到天下有道的有效手段。那么，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段，也就是说，要在“刑”、“政”之外，借助于“德”和“礼”，而且要把后两者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治刑罚的手段来统治人民，只能免于犯罪，却没有自觉惭愧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不但自觉惭愧，而且会真心归服。

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

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车战（中国古代以马拉战车交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据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车战，经商代、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也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还能欣赏“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他要学生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就是说，能在相当适意的心情下体味大自然和人生。(www.xing528.com)

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摸索了一些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他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体制有相当的贡献。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商人、农家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的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其意义不容低估。

当然，孔子也没有料到，他所主张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原则，竟然会由自己来打破。

孔子被后世尊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司马迁也将他列入“世家”，也就是说，享有与诸侯平等的地位。这当然既有他学术的魅力使然，也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相反，随后的孟子就缺少他的这种吸引力，尽管孟子是“亚圣”。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能详细确定，但大致是在公元前337年到公元前289年之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所以说，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还是有很大的渊源。

不过，由于他最活跃的时期，乃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由于“百家争鸣”，他必须要让自己的学说适应时代的需要；因为时代变了，学说本身也需要发生变化，所以他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变，乃至有人称孟子的思想，对于孔子而言，有“革命性”。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大臣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主而另立贤人，难怪后来朱元璋夺得天下后，要将孟子从庙里撤出来，让他吃不上冷猪头肉。又比如，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说：“定于一。”至于如何统一，则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还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与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规矩大相径庭了。

孟子也要求推行“仁政”。他认为要行“仁政”，首先要使“民有恒产”，使每家农产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宅边种着桑树，家中养着鸡、狗、猪等家畜，吃得饱，穿得暖，50岁以上的人有丝织品穿，70岁以上的人有肉吃，遇到灾荒，可以避免死亡。由此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这种恒产，实际上是要巩固以自耕农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

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当然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思想都相当的早熟，有一定的超越性。

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甚至在纸张都没有发明，文书尚需要用竹简木片传抄的时候，就出现了至圣和亚圣，并能对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其比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义便利，商业开始互通有无，社会流动性变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黄仁宇先生说，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至于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影响，由于在第一个专题中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在此略去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