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一帝国
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被黄仁宇先生称为“第一帝国”。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过多年的混战,小国无法生存,统一的趋势得到加强。秦始皇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
秦始皇还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修建者。在他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30万,收河南(内蒙古河套一带)、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从而构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
当然,由于秦始皇的成就是在急风暴雨中迅速完成的,所以他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具有暴政和严刑峻法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被推翻了。经秦末农民起义,刘邦获得政权,又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文景之治”。
但黄仁宇先生指出,文景之治,表面上是人民得到好处,但实际上“文景之治”无非是“开明专制”而已。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力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它做得再好,按美国总统林肯的说法,也不过是“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更谈不上“民有”(of the people),长期如此,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凝固成官僚主义。
随后的汉武帝,是第一帝国的巅峰时期,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因为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了很大满足。全部人民隶属于帝国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也毫不留情地行使权力,且创造出国家崇拜,认为儒家伦理合乎“天理人心”。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人数庞大的农民开始由数目众多的官僚进行管理。
但是,由于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约5000万到6000万的人口,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机构,则会一事无成。太守是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的“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央的意旨,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2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军团,先当宫廷守卫,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学习后,再分配到各政府单位任职。这样一来,大批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透过“察举”等制度,和中央保持强有力的联系,并扩大在乡间的影响,侵蚀地方政府,逐渐动摇中央政府的基础。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开手段,私人讲学吸引了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办的太学(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独尊儒木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这种制度为后代王朝所延续,并大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更多达3万人。显然,对国家而言,这并非什么好事。(www.xing528.com)
汉武帝之后,经过霍光与王莽两位著名外戚的统治,西汉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霍光到王莽,在这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
恰巧昭、成、哀、平四位皇帝都没有儿子,而按习惯法,又必须从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入选约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按出生顺序选年纪大的,反倒是选小孩子,因为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加以操纵,这无疑增加了女人的重要性。汉朝皇后平日没有任何实权,皇帝在位时,要说废掉她们,就可以废掉她们,并不像后代手续那么复杂。但只要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对择嗣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安排,无疑会使她的娘家人(外戚),从中大得好处。
王莽篡位改革失败,由刘秀建立东汉。但此时的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黄仁宇先生说,西汉帝国仍是草创时代,不管是文景之治,还是武帝之用董仲舒,也不管是霍光的专权,还是宣帝的各种理论,都离不开一种试验的性质,所以能让读史者有好奇心。但东汉的君主,却没有进行这样创作的机会,其主要的原因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法制却不能确立。所以,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在东汉的12个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登基,其他的要不是弱冠享位,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活了54岁外,其余的没有一个活到40岁。因此,东汉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原因外,黄仁宇先生还为东汉的灭亡找出了两个重要背景:
东汉的学术很有成效,但是由于仕途受限,有的人终身为布衣,有的则为“宾客”,还有很多的自命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轻狂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狭窄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也按自己的观念从事,从而成为东汉党争的根源。
东汉的法制毫无规章,也是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是根据《秦律》演变而来,条文复杂,内容简单,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社会局面。
公元200年,发生了官渡之战,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无疑是开启了长期无政府状态和军人冲突的大战争。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祖先袁良以经学起家,大大赚了一笔钱。袁良曾在朝廷任太子舍人,后来将这种“传男不传女”的知识交给孙子袁安。袁安则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起兵时,据说门客和属下有近十万人。
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他以东汉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疆防御线,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总之,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纵使军阀再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晋代曾打算稳定中国,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之中,时间长达3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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