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到孔子：中国制度和文化奠基

◎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到孔子

在公元前1 000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一黄仁宇《李理》

关于先秦的历史，黄仁宇先生讲的很少。但是根据黄仁宇先生散见于各处的议论，我们仍可以大致把握黄仁宇先生对此段历史的分析。

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由于几千年前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还相当肥沃，不需要灌溉，也会有收获，所以在当时，即使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上面耕作。在公元前1000多年，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无数的原始农业部落。将他们进行有系统组织的，正是周朝创业之主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提到周公，就不能不提到《周礼＞，因为传说周公是《周礼》-书的作者，而他的设计，乃是以“礼”为根据。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周礼》很早以前就被人视为伪书。黄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铜钱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始于东周，比周公迟了好几百年，而《周礼》却已经提到了铸铜钱的衙门。书里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有儿千里，此外每500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根据与王都距离的远近，向中央政府承担大小不等的义务。但实际上，周朝的王都镐京，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从地图上看，并没有可能向周边等距离地拓地5000里。况且，以当时技术的简陋，义怎么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算出有5000里呢？

《周礼》提到了井田制度，这是秦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每8家各有土地800亩，是私田，另外还有100亩是公田。又有些学者认为井田制的“井”，是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还有人干脆说井田制整个就是臆测，是没有的事。

面对以“周公”为舆论导向的《周礼》，黄仁宇先生说，如果按他的大历史观对此段公案进行观察，则《周礼》确实有很多地方表现了当时行政的精髓，而它实际的作者是谁反倒无关紧要。至于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www.xing528.com)

黄仁宇先生曾考察过唐朝均田制度的史料，也看到了宋朝财政的数字，对于明朝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井田制进行反思，认为假如井田制是在宽阔的大平原上分割土地，有如切豆腐干一样，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官僚机构肯定会“照章办事”，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是将假设的方案按实际情形打折扣：正方形的“井田”摇身一变，成为长方形的模样，甚至自亩土地变成70亩以至于50亩，8家以7家或6家顶着算，也都无不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是实际的尺度，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发生变形，这是中国历来施政过程的原则。

周朝人之所谓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不同，前者有一种更厂泛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礼者理也义履也”的说法，就是说，礼就是道理，也需要实行。两国之间，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就算是仇敌，一旦对方发生了饥荒，自己却小气得要命，一粒粮食也不肯拿出来加以救济，就是违反了“礼”，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黄仁宇先生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所谓宗法制度，是根据血缘远近规定人们关系的一种制度。周天子是全国百姓的“宗主”，“百世不迁”，也就是说，永远都要受到祭祀；各诸侯国相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五世则迁”，就是说，祭祀的时候，只需要供奉五代的先辈即可。但诸侯国相对于卿、大夫而言，又成了“大宗”。如此类推，整个国家就按这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宗法制度是祭祀的基础，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则上周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是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方式，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通过这个金字塔，整个封建制度也就稳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并因此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

那么孔子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春秋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个国家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办事，也就是说，尽管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按照“礼”的原则进行，但总会以道德的名义，披上正义的招牌。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他虽然称赞管仲对当时的政治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日常生活过于讲排场，超过了人臣应有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坚决反对用厚葬的方式以表达哀思。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耻于跟阳货这样的小人打交道，但因为阳货曾经找过他，仅仅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另外，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就好比参加体育比赛，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要有公认的原则，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根据原则，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追击敌人，也有能向敌人的主帅射击，不能故意设下圈套等对方去钻；碰到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把他当作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很相仿，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交战时间很短，参战的人数也受车数的限制，都是无疑的。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表明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可能恢复。他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若有人要问他社会该向何方发展，他肯定会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了东周社会的满腔复古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