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求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前者对于一种事物下了定义，就算是明确了这一事情，而在他下定义时，决不使用不是在他的体系的以前部分所已研究过的概念；后者则承认任何事件都是在人类相互之间发生的，记述了这样的人类，这件事就算剖明了。
哲学的国家学说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理想国的形式，其表现有各种各样，其根据和结果也极不相同。但几乎所有的国家理想，尽管看来好像是抽象的，其实都不过是它的作者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或它的作者所属党派力求实现的政治状态的一种不甚高明的描绘罢了。在自然主义者及唯美主义者当中也有类似情况。不在此列的（即玩弄脱离现实的议论的人）是折衷主义者和回避一切详细论证的独创的哲学家。
上面的论断可以在近代一流理论家中得到证明。这类理论家有马基维尼、宗教改革论者、耶稣派、17世纪的绝对主义者、洛克、孟德斯鸠、革命主义者、反动派、稳健的立宪主义者等等。即使在柏拉图那里也是这样。
对下面规律的说明——伟大的国家论理论家的作用，通常在于这样一点：他们将其同时代的人所怀抱的还不够鲜明的感情和尚未获得根据的愿望，给予科学的表现和科学的根据。然而国民的现实欲望归根结底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随着世代的变迁，人民逐渐发生变化，变化了的人们势必要求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这种危机通过合法的途径结束，就叫做改良；如果通过暴力，就叫做革命。由此看来，虽然两个哲学家各自将两个不同政党的政治主张加以理论的体系化，如从历史方面来观察，两者之间并无任何矛盾。双方对其人民、对其时代都可以说是正确的。(www.xing528.com)
对于人类政治激动的分析——这只有通过对一切已知的国民进行比较，才可能明确。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家的工作同生物学研究者的工作相似，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实践家从它获得的教益最多——但并非通过直接的命令，而是相反地通过形成一种政治的观点而达成的。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
〔参考文献〕著者的学位论文：《伟大的诡辩哲学家的历史理论》，1838年，哥廷根，第18-60页。著者：《克利奥》 [1] （《历史方法史论》第1卷，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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