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历史的拐点

第一章　洪流：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其间，有些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讲述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变革，或是记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或是描述了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变等。他们中有的开启了一个时代，有的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有的甚至逆转了历史原来的走向，影响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把这些大事连缀起来，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脉络清晰、气势宏大的历史长卷。

华夏民族的形成

华夏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迁徙、战争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不仅通过涿鹿、阪泉战争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个部落，成为中原的大盟主，而且发明了许多东西，如衣裳、舟车、宫室等，为华夏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文化条件。

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是肥沃的地方，住在四周的各部落都向这里迁徙，包括来自东方的九黎族、来自西方的炎帝部落、来自北方的黄帝部落等。

据《史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史学界一致认为，轩辕之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古为有熊国都城。黄帝的父亲少典是有熊国国君。少典是伏羲和女娲的直系传人。少典有两位夫人，一是附宝，生黄帝；二是安登，生炎帝。

炎、黄部落最早居住地是姜水、华阳，即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后来他们几经迁徙，由黄河支流渭水上游一带向黄河下游的中原发展。在东方的苗夷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叫九黎族，首领叫蚩尤。他们活动在山东一带，共有9个部落、81个氏族。

蚩尤部落在他们比较弱小时归附黄帝，后来他们发现了金属矿，学会了冶炼，铸造了许多精良兵器，蚩尤部落认为自己已经很强大，就脱离了黄帝部落，随后，蚩尤率领部落积极向北方扩充自己的势力，向中原挺进。各个部落向中原的大迁移必然引起冲突，导致战争。蚩尤进逼中原首先和炎帝部落发生了冲突，因为武器精良，打败了炎帝。炎帝就向黄帝求援，同黄帝结成联盟。黄帝在向中原迁徙时，同以虎、豹等为图腾的部落结盟，休养生息，鼓励耕作，逐渐强大起来。

在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与炎帝部落大战九黎族。蚩尤拥有先进的武器。黄帝于是让大臣风后制造了指南车，辨清了方向。他又让水神应龙蓄水抵抗蚩尤。应龙决堤放水，大坝一决，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奔来，淹没蚩尤城。蚩尤不得不放弃蚩尤城，向北进入华北平原。双方战于河北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最终蚩尤落荒南逃，被黄帝擒获并杀于野外。刑天及蚩尤的部下把蚩尤的尸体偷运到河南濮阳西水坡秘密下葬。不久，刑天与黄帝大战，刑天因寡不敌众被黄帝斩首。夸父则在潼关被应龙万箭齐发射死，鲜血染红了潼关。黄帝取得了对九黎族的决定性胜利，九黎族融入炎黄族中。

黄帝、炎帝打败蚩尤后，同盟关系破裂。两个部落战于阪泉，即阪泉大战。经过三次艰苦卓绝的战争，黄帝战胜炎帝。传说炎帝部落的共工与黄帝战争失败，用头碰撞不周山，从此天地西北高、东南低。这场战争后，黄帝向南发展，经过52次战争后天下归附，黄帝由此成为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的大盟主。

涿鹿、阪泉大战使各个部落逐渐融合，共同发展，推动了原有的氏族部落发生分化改组，并使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交错居住、互相通婚，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部族界限，奠定了华夏民族形成的基础。分散的各个部落的杂错和融合、战争和联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而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黄帝统一了华夏族后，设官职，举贤能，大治天下；另外，黄帝还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古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农工矿商、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伞、镜、货币、弓箭、医药、祭祀、婚丧、礼仪、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创造发明均始于黄帝时代，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后来，我国能巍然屹立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这与黄帝的赫赫殊勋是分不开的。他的活动和业绩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民族形成以及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卓著的功绩，深受历代人民所敬仰。正因如此，后世尊称轩辕黄帝为“文明之祖”“人文初祖”。

禹传位启

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舜去世后，大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

大禹当上夏朝的国君后，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为了治理天下，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

大禹在巡视期间，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各部落把所有的铜贡献出来，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也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铸鼎的故事告诉我们，禹时手工业和冶炼技术已得到了发展。

夏禹开始在部落联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九鼎的铸成使他有机会把这权力强化和神圣化，使它更加巩固，以便把各部落统一在一起。

禹王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各部落的控制。说来也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给了禹王一个树立权威的机会。原来是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这防风氏对禹王的权力并不尊重，因此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禹王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处死了防风氏。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帖耳，唯禹王之命是从。

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最初，人们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死了。后来经过商议，人们又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他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

随着王位的巩固，夏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的什么人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了这件事，禹王越发烦躁，寝食难安。后来他想到：“自己之所以能顺利地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呢？”于是禹王让启参与治理国事。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作为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禹王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就真正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他们说：“启是禹的儿子，我们愿意效忠于他。”

伯益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大怒。他本是东夷人，他召集东夷部族率军向启杀来。而启早有防备，经过一场大战，夏启打败了伯益的军队。夏启为了庆祝胜利，在钧台（今河南禹县）举行了大规模宴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第二代国君。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尽管启打败了伯益，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眉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于是，夏启就和有眉氏在甘泽地方（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斗。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眉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眉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斯杀，有眉氏被打败了，有眉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

夏启实行王位世袭，说明那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已经彻底瓦解，氏族部落会议制度已经转化，开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奴隶社会到来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商汤灭夏

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传十四世，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夏朝统治的中心。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据后人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和长江流域。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之上的。奴隶不仅从事家内杂役，而且成批地被奴隶主赶到农田里去种地和放牧。少康流亡有虞氏部落的时候，还“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田是方圆10里的土地，一旅众是500个奴隶。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可是，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把他们关进监狱，施以重刑，甚至把那些不愿为他们作战的人当做祭祀品杀死。

夏朝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夏启整天沉湎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中。传说启创作了名叫《九韶》的乐舞。启的儿子太康更荒淫无度，到洛水北岸打猎游玩接连几个月，把王位都丢掉了。

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夏桀统治黑暗，不修国政，骄侈淫逸。据说桀体格健壮，力大无比，能够把坚硬的兽角一手折断，敢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曾独自一人深入潭中斩杀水怪，似乎像个了不起的英雄，然而他骨子里却极端腐朽暴虐。在他统治时期，多次举兵讨伐周围小国，使臣服于夏的诸小国离心离德。夏桀为了加强对周围诸方国的控制，曾举兵讨伐有施氏。有施氏自知抵御不过，为避免方国灭亡，便选了一名叫妺喜的绝色美女献给夏桀。夏桀看到这位倾国倾城的美女妺喜后，就罢兵而归，终日与妺喜厮守一起，寸步不离，从此不再理政。为了讨好妺喜，夏桀在国内大征民夫，特为妺喜修建了一座宫殿。因宫殿高大无比，看上去就像要倾倒下来，所以叫“倾宫”，宫中有琼室、瑶后，象牙嵌的走廊，白玉雕的床榻。他整日和妺喜在宫中寻欢作乐，荒淫到了极点。夏朝百姓对桀的统治深恶痛绝，没有人再愿意为夏桀这样的荒淫暴君卖命出力，夏统治集团内部也分崩离析，矛盾重重。

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姓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危险了。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以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可是，各部落对他更加离心离德。

商族兴起在黄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黄河下游是一个洪水经常为患的地区，所以从契到汤，经过了十四代，八次迁徙。商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很快，据说有名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商部落传到成汤当王的时候，已经很强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成汤采取积极措施准备灭夏。他首先任用了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部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面对夏桀的暴政，商族首领汤采取“宽以待民”的政治策略，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影响，遇到哪个方国有灾有难，就主动救济，并积极网罗人才，收集有关夏桀政权的情报信息，为进一步消灭夏朝做积极的准备。

夏桀看到商族一天天壮大起来，汤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已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心中十分害怕，就听信佞臣赵梁的计谋，假意召汤入朝，趁机将他囚禁在夏台。商汤被夏桀囚禁后，群龙无首，商部族灭夏大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无奈商部族在伊尹的主持下，在国内搜罗到许多美女珠宝进献给夏桀，又暗中重金贿赂赵梁，使贪财的赵梁在桀面前为汤开脱，最后夏桀仍然听信了赵梁之言，竟然放了商汤。

商汤被放回以后，坚定了灭夏决心，大力准备灭夏战争。他首先灭掉了与夏关系密切的韦、顾、昆吾诸小国，在力量准备充足以后于公元前1600年领导了灭夏战争。在商军出征以前，商汤进行了誓师动员，历数夏桀的罪行，说明自己出兵灭夏是替天行道，号召部众勇敢作战，一举消灭夏桀的黑暗统治。誓师以后商军战旗猎猎，军容齐整，士气高昂地向夏朝都城进发，商汤手把大斧，坐在战车上，指挥三军。此时的夏桀再也顾不上寻欢作乐，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阻止商军的进攻。然而连年来夏桀的统治十分不得人心，军队纪律涣散，又指挥不灵。两军交战，夏军很快就被击溃。夏桀见势不妙，就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鸣条。双方军队在鸣条进行了决战，结果商军获得全胜。桀带着几名护从狼狈逃出战场，据说后来死在了安徽巢县，夏王朝宣告灭亡。

商汤灭夏以后，建都于亳，自称武王，并进一步营建其奴隶制文明大国。关于商朝的都城，据史书记载曾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商朝在灭夏统一天下前，都城曾八次迁徙，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又有五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都城才固定下来。

盘庚迁都

盘庚迁都是商朝的分界线。之前的早商，由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屡次迁都，到汤的九世孙盘庚即位迁都于殷后，才逐渐稳定下来，进入鼎盛时期。汤建商以后，商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国家转化，初步建立了专制王权，但王位继承制尚未固定，就出现了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国势几度衰退，政治力量削弱，臣服于商的各国也纷纷挣脱其控制。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刚即位的盘庚力排众议，断然决定迁都于殷。

在商朝初期的历史上，由于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新王即位时，曾多次采取迁都的办法，一方面摆脱王族争权夺利的状况，另一方面找更合适的地方营建自己的势力，加强对诸侯、方国的控制。盘庚即位后，也面临着国势衰弱的复杂局面。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内部矛盾斗争激烈。由于商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还不是严格的传子制，因此每当一位商王去世，都会引起一场争夺。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王室之争使得诸侯、方国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再向王朝进贡。盘庚即位时，发生了彭、韦二方伯的叛乱，北方和西北方的土族、羌族也日益强大，对商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新王盘庚不停地思索寻找解救的办法。作为有雄心的新王，盘庚想效法先祖来一场变革，但他遇到的阻力也前所未有。为改变国势的衰弱，盘庚毅然决定师从先祖，再一次迁都。

迁都于殷，盘庚是经过了周密考虑的。新都殷地处黄河以北、洹河之滨，不仅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还有着可控四方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防御北方、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另外，殷还是商的先祖起源活动的地方，盘庚以恢复“成汤之政”为目标，有利于号召人民。从政治上来说，迁殷之后远离了旧都奄(今山东曲阜)，可以摆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各种势力，避开其锋芒，摆脱其牵制影响，巩固自己的政权。从经济上看，避开因年久失修而水涝不止的泗水流域，迁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盘庚宣布要迁都于殷时，马上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经过细心观察，盘庚发现迁都的阻力主要来自旧贵族势力。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财富，迁都之举无疑将使他们经济受损，政治势力遭到削弱。于是，他们便散布流言，欺骗人心，使一些平民跟着反对迁都。盘庚于是将反对迁都的人一一找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们陈述其中的利弊，并充分利用商人敬畏祖先、信奉鬼神的心理，努力劝说他们。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浩浩荡荡的迁都之举终于开始了。

仅仅迁都，并不能彻底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因此，盘庚立即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一扫昔日王族奢侈淫逸的风习，一切从简，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安于质朴。盘庚选贤任能，惩恶扬善，论功行赏，重新以法度正天下，整顿朝政。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团结民心，减轻剥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打击了侵扰边境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安定了边疆。这样，商的势力才渐渐强盛起来，王权得以巩固。迁都成功后，盘庚去奢就俭，根治腐败，并创造出了繁荣的青铜文化，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

封建亲戚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往助祭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便将他们所管辖的殷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则分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以后周王也进行过分封，但都规模不大。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周公又在附近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周初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文王后代有16国，有管（河南郑州）、蔡（河南上蔡）、郕（山东汶上北）、霍（山西霍县）、鲁、卫、毛（河南宜阳县境）、聃（地不详）、郜（山东城武县东南）、雍（河南沁阳东北）、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原、酆、郇（山西猗氏县西）。属于武王诸子的四国，邗、晋、应（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代的六国，凡（河南辉县西南）、蒋（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邢、茅（山东金乡境）、胙（河南延津）、祭（郑州北）。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皥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里的淮夷、徐戌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它的疆域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中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遵照周公的教导，很快就消除了殷遗民的对立情绪，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在众多的封国中，卫国地处中原，又接近王畿，其疆域也最大，是屏卫周王室的重要封国。成王亲政以后，任用康叔担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侯又掌握着指挥成周八师的大权。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辖区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自古以来就居住着群狄部落，他们经常内侵，商朝时就经常在这里用兵。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乘机叛乱。为了加强对群狄的防御，成王将他的弟弟叔虞封于唐（山西翼城），国号唐，到叔虞的儿子时，改国号为晋。这里曾是夏朝故地，叔虞还得到了夏遗民怀姓九族，所以晋国实行夏政并兼顾戎狄的习惯。

燕是召公奭的封地。它是周王朝在东北方的屏藩，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起着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作用，影响达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地区。

此外，在南方，在淮水上游还有蒋、息（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有申、吕等姜姓国，在淮水、汉水之间有汉阳诸姬，其中随（湖北随县）国为最大。在长江下游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在太湖沿岸建立了吴国。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好办法。大量分封诸侯，对巩固和稳定周王室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影响的范围内，还有众多的旧国存在，在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的封国与这些旧国和少数民族杂处，有效地扩大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对传播先进的周文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上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封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

国人暴动

在成王、康王统治的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周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采用十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的时候，制定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等。但是，刑罚再严，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反抗。

到了西周第十个王周厉王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了。周厉王宠信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专利”。他们霸占了一切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

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自有办法对付。”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

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那批人还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

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了。

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有一次，召公虎去见厉王，厉王扬扬得意地说：“你看，这会儿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

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

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他，召公虎只好退出。

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厉害，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今山西霍县）才停下来。

国人打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厉王的太子静逃到召公虎家躲了起来，又围住召公虎家，要召公虎交出太子。召公虎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太子保护了下来。

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怎么办呢？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大臣们立太子姬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诸侯的支持。但是，经过这一场国人暴动，周朝统治者已经外强中干，江河日下！

西周灭亡

周宣王后期，国家因连年征伐又多有不克，而国力耗损、王朝渐衰。宣王之子幽王即位后，都城镐京及三川地区大地震，给国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可是，幽王不但未采取恢复社会安定、重建家园的任何措施，反而只一味奢侈享乐，尤其是信任那“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并用为卿士，掌管政事，于是引起了广大国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灾荒饥馑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加之戎人的乘机入侵，渐渐造成了“四夷交侵”的不堪局面。国家实力大损，统治危机四伏。

就在这时，曾经被幽王征伐过的褒国向幽王进献了美女褒姒，很快她就得到了幽王的宠爱。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姒为幽王生子伯服。为了取悦自己的所爱，幽王八年(前774 年)时，他终于下令废黜了王后申氏及太子宜臼，而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宜臼被逐，逃奔至其外祖父申侯那里。申侯见自己的女儿、外孙皆被废黜，自然大为不满。当时，除了少数佞臣，王室、大臣等对于幽王这种废后立妃、废长立幼的违制之举也极力反对。可是周幽王却决心已定，他甘愿冒这天下之大不韪。

有意思的是，尽管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可是这褒姒偏偏生性不爱笑。幽王为了逗引佳人一笑，自然用了许多法子，可是都未能奏效。这时，有一位大臣给幽王出了个非常大胆的主意——“烽火戏诸侯”。幽王也没有多计后果，便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样，报警的烽火就被点燃了，示警的鼓声也被敲响，四下一片人心惶惶。而四方诸侯们见王都举了烽火，以为有敌人侵犯王都，便召集了人马日夜兼程赶至王都。这褒姒见诸侯及众人们纷纷赶来，神色紧张而疲顿，又茫然若失，于是禁不住开怀一笑。

幽王见美人终于绽开了笑颜，心里当然很高兴，乃至其后又数次用了这个法子来逗引褒姒。可想而知，如此戏弄人，自然又引起了诸侯们的强烈不满。

幽王十年(前772年)，幽王与诸侯在太室会盟。这时幽王意欲将废太子宜臼赶尽杀绝，所以决定兴兵讨伐申国。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曾国、犬戎等进攻镐京。幽王命举烽火以召诸侯兵救王都之危，可是这回诸侯以为又是幽王在逗引褒姒，故而按兵不救。于是申人、曾人、犬戎入镐京，戎人杀幽王及太子伯服等人于骊山之下，并掠走了褒姒。

至此，立国两百余年的西周王朝宣告了灭亡。

西周灭亡以后，诸侯等共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当时，镐京已被严重破坏，加之防备外患不力，于是平王东迁都城于雒邑，这便成为了东周历史的开始。“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兼)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自此，周王室不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这样，春秋群雄并立的时代也就揭开了序幕。

春秋争霸

春秋争霸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平王东迁后，奴隶制开始衰落，周王室力量衰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各国诸侯先后出现了旨在掠夺土地、人口、财物的长期争霸战争。争霸角逐中出现的“春秋五霸”，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真正的霸主。齐国位于今山东半岛，靠山临海，进可攻，退可守，处在战略要地。襄公在位时，齐曾一度强盛。襄公死后，避难在外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赶回齐国。在鲍叔牙帮助下，小白抢先返齐，路上遇到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放箭刺杀，但逃过这一劫，夺得君位。小白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起用管仲为相，开始了争霸大业。管仲的改革强化了对国家的控制，有利于政局稳定，为对外争霸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81年，齐约8个诸侯会盟于北杏，但鲁、卫、曹、郑拒不出席，齐便以此为借口讨伐鲁。公元前680年，齐又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宋被迫求和。公元前679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会盟，齐桓公成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此时南方的楚国也日益强大，齐桓公就率齐、鲁、宋、卫、陈、郑等8国侵蔡伐楚，直抵楚境，楚不得已而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楚承认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齐在葵丘召集诸侯国会盟，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的霸主业绩使周王天子虚位得以保持百年之久，同时也避免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践踏。

齐桓公死后，霸权移至晋。晋本是小国，经献公兼并小国、攻伐戎狄后逐渐强大。献公晚年因为废嫡立庶，迫使公子重耳在外流浪19年。公元前636年重耳返晋即位时已60多岁，称晋文公。

当时，周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约会诸侯平定叛乱，迎周襄王复位，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后来在城濮大战中，晋与宋、齐、秦联合，大败楚军。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册封他为侯伯，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以后的80年间，晋楚间的斗争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内容。文公死后，晋国霸权受到南楚和西秦的威胁。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励精图治，开始争霸中原的大业。公元前598年，楚攻打郑，晋派兵来救，被楚打败。两年后楚又征服了宋国，中原小国纷纷依附，楚庄王遂成为中原霸主。春秋后期，晋楚之间势均力敌，争伐比以前减少，进入了二强相持阶段。两次弭兵(和平)会盟之后，晋楚平分霸权，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告一段落。

当时，还曾有宋襄公、秦穆公欲争霸中原而未遂的情况，在长江流域的吴越之间的争斗，构成春秋争霸的尾声。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5年即位，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治理国家。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见楚大势已去，便转而与越争雄，但却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战死。其子夫差即位，继续攻打越国，并于前494年打败勾践。夫差便挥师北上去问鼎中原。勾践卧薪尝胆，在大夫范蠡辅佐下，暗中整顿，壮大力量，于前473年灭吴，一时号称霸主。

春秋的争霸战争，尽管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面，但它沉重打击了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体系，使国家数量减少，换来了区域性统一，同时也使各国实施改革，增强国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战争还促进了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之交，晋国被赵、韩、魏三家贵族瓜分而亡的历史事件。这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公室是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夫之家。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之下又分封卿、大夫，卿大夫有自己的封邑和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至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势力扩张，卿大夫势力也随之发展，并开始互相兼并。春秋末期，诸侯国权力下移，由公室转向私家。有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权力日甚，甚至操纵了诸侯国君。三家分晋就是典型一例。韩、赵、魏本是晋国卿大夫贵族，经过吞并打击其他公卿，日渐强盛，最后瓜分晋国，成为新兴的三个封建君主。晋文公当政时，晋公室的力量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却日渐强大。文公死后，王室力量更加衰落。到春秋中叶，旧贵族已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厉公将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他举兵杀戮，反而被私家所杀。晋朝中期以后，势力最大的卿大夫有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史称六卿。

六卿代表着新兴的封建势力，他们不断地同以公室为代表的旧贵族进行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当权的旧贵族栾氏。栾氏逃走，并在齐的帮助下重返晋，以私邑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的绛都。为了战胜栾氏，范氏发布命令，有功者就封官加赏，因而士气得到鼓舞，提高了战斗力。奴隶出身的斐豹以解放自身为效忠的条件，范氏当即同意。斐豹作战表现英勇，杀死了栾氏的力士，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翦灭了栾氏。此后，新兴势力又相继打击谷氏、胥氏、原氏等旧贵族，政治完全被卿大夫所把持。

六卿为了竞争，他们各自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赵氏的革新最为有效。赵氏简子看到了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他实行很多措施减少农民负担，奖励军功，释放奴隶，任贤选能，因此比范氏、中行氏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在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赵氏屡屡获胜，最终把范氏、中行氏原有的土地瓜分。当时晋君曾出面干涉，但被四家罢黜，另立新君，可见当时他们的势力已十分强大。

四家之中，智氏是最强的，他一心想独吞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赵后将赵家土地户口三家平分。赵襄子以晋阳为据点和其他三家展开对峙。由于晋阳是赵家原有的领地，治理得当，民心归附，加上赵氏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一时之间晋阳无法攻下。就这样相持了二年之久，到了第三年，智氏引晋水淹晋阳城。由于长期被困造成弹尽粮绝、人心疲散的情况，晋阳城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赵襄子想出了分化三家联盟的计策。他派相臣张孟悄悄地出城去劝说魏、韩。张孟对他们说，唇亡齿寒，如果赵国亡了，智氏的势力得不到抑制，野心不减，迟早也会消灭魏、韩两家，独吞晋国。韩、魏看清了形势，倒戈相向，暗中与赵商定共同灭智。智氏的谋臣看出事情有异，劝说智氏小心谨慎。然而专断跋扈的智氏不以为然，结果被其他三家联合灭掉了，其土地户口也被三家平分。这时晋已完全衰落，他们于是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后来三家废掉晋君，晋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封建君主韩、赵、魏。他们各立宗庙，建都城，逐渐进入战国七雄的角逐中。

秦灭六国

秦王嬴政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之后，掌握了秦国大权，此时秦国已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了。他所统治的地方，除了秦国的本土以外，还有上郡、河东、上党、太原等14个郡，不仅囊括了西部的大半个中国，还深入到中原地区。像韩、魏两国，实际上已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国兼并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秦王嬴政采取了李斯等人的策略，派姚贾等人带着大量的金钱，专门到六国去搞间谍活动，凡是能够收买的，就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他们在国内鼓吹投降，破坏联合抗秦；如果谁不肯接受贿赂，就暗中把他杀死。同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准备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便开始向东方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首先，秦王嬴政派内史腾率领一支军队灭掉了弱小的韩国。第二年，他又派出老将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去进攻赵国。赵王命令大将李牧率军抵抗，李牧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将，曾多次打败秦军的进攻。他团结将士，森严壁垒，严加防守，拒不出战，使王翦很难下手。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赵王迁却听信了早已被秦收买了的内奸郭开的“李牧蓄谋造反”的诬告，杀了李牧，改派赵葱做大将。不久王翦大败赵军，一举攻战了邯郸。赵王迁只好向秦国投降。他的儿子嘉带领几百人马逃到代郡(今河北省蔚县)，自立为代王。

紧接着，王翦又率大军北上去攻打燕国。燕国的太子丹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刺杀未成，反被肢解而死。公元前226年，王翦大败燕军，攻破了燕的都城蓟(在今北京)。燕王喜只好将都城迁到辽东。

攻打楚国时，秦王嬴政开始不听老将王翦之言，错用了年轻而又轻敌的将领李信。李信深入楚境后还没来得及和副将蒙恬会师，就遭到楚军的伏击。秦军被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一败涂地。

李信大败的消息传来，秦王从盛怒中逐渐冷静下来，当即决定，亲自去频阳，请老将王翦出马。秦王嬴政到了频阳，见到王翦，行咎自责，恳请王翦率兵出征。王翦见秦王态度诚恳，知道这次非自己出马不可，便带领60万大军出征。秦王嬴政亲自率领群臣在渭水边设宴为王翦饯行。

王翦进军到楚国边境，楚国调动了全国的军队来抵御。但是秦军只和楚军遥遥对峙，深沟高垒，并不出战。楚军屡次挑战，王翦却令全军好好休息，坚守不出，养精蓄锐，以待战机。楚军因为秦军多日不肯出战，产生了麻痹思想，锐气渐消，楚军大将项燕领军全线东撤。

王翦抓住这个战机，在一天晚上突然发布命令向楚军出击。早就憋足了劲的秦国大军，像猛虎下山一样地扑了过去，打得楚军措手不及，四处逃散。王翦乘胜追击，杀死了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军攻占了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灭了楚国。

王翦攻打楚国的时候，秦王嬴政还陆续派兵去平定魏地和燕地。公元前225年，王翦的儿子王贲领兵攻破魏都大梁，灭了魏国。公元前222年，王贲又率军远征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又回师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至此，燕、赵两国也彻底灭亡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了。齐国本来比较强大，可惜齐王听信了已被秦国收买了的内奸丞相后胜的话，早先不但不援助其他国家抗秦，本国也没做一点防备。当秦兼并了五国之后，齐王才急忙派兵去防守西部边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进入齐的都城临淄。齐国没有任何抵抗，就向秦军投降了。

这样，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用了十年时间，先后兼并了韩、魏、燕、赵、楚、齐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他把统一的国家定名为秦，国都定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再沿用过去“王”的称号就不能显示成功、传之后世，便与群臣商议，更换名号。

李斯等人说：“过去五帝管理的地方，也不过一千里大。如今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王比五帝强多了!古时有天皇、地皇、人皇，人皇最高贵。大王就称做人皇吧?”秦王嬴政对称人皇还不满足，就将三皇中的“皇”字和五帝中的“帝”字加起来，称为皇帝。他认为秦朝从自己开始称帝，会“二世、三世，至于万世”永远传下去的，于是便自称“始皇帝”，后来人们就称他为秦始皇了。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公元前206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秦朝末年。从起义的爆发、发展到形成全国规模，绝不是偶然的。

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秦朝加在农民头上的剥削压迫是非常重的。史载当时田租、口赋等封建负担，“二十倍于古”，特别是让农民感到负担最重的，还是兵役、徭役。按照政府规定，一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政府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又要到京师或边疆戍守一年。此外，秦始皇经常发动全国人力，大兴土木，四处征伐，如修造阿房宫、骊山墓、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击匈奴等。因而各种徭役非常繁重。当时全国约2000万人口中，往往有200多万人被征发去服苦役。这就造成了广大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同时，秦法苛酷，稍有触犯就要受到重罚，每年被苛法虐害的百姓成千上万，以致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象。

秦二世掌权后，对人民的压迫变本加厉，“赋敛愈重，戍徭无已”，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统治阶级拼命压制人民反抗，刑罚越来越严酷，“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人民忍无可忍，“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决心起而反抗，革命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同时，秦二世是用阴谋手段取得帝位的，生怕人们不服，先后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李斯等宗室大臣几十人。结果，“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混乱。到这时，不但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完全成熟。

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又名陈涉，阳城人，雇农出身。吴广，又名吴叔，阳夏人，也是贫苦农民。公元前209年7月，他们和900个贫苦农民在秦朝两个尉官监押之下，一起被征发去戍守渔阳。他们走到大泽乡，遇上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渔阳。按照秦朝法律，失期当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陈胜便和吴广商议，现在逃亡是个死，起来造反也不过是个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拼死干出一番事业来呢?他们又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认为只要敢于举起义旗，必能得到天下响应。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发动起义。

起义开始了。陈胜、吴广出面，夺了两个押队尉官的武器，把他们杀死。然后，陈胜集合全队，对大家说：“咱们遇雨失期，依法当斩。即使朝廷不杀我们，戍边的人也要有十分之六七被折磨死。壮士不死便罢，死就应该死得壮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经过陈胜的动员，900个戍卒同声高呼：“我们拥护你!服从你的命令!”于是，大家便行动起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还一起袒露右臂，举行盟誓，正式宣布起义。陈胜、吴广被推为起义领袖。

农民起义军很快攻占大泽乡，接着又攻克蕲县。不久，起义军开始向外扩展。陈胜派出一支兵力攻略蕲县以东地区，自己则与吴广率领主力向西进军，连克金开、谯、苦、柘等地。进征途中，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打到陈时，陈胜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力量已很强大。陈胜攻占陈后，当地群众建议：“将军(亲)身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宜为王。”要求建立以陈胜为首的农民政权。于是，在群众拥戴之下，陈胜遂称陈王，国号“张楚”。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便在革命烽火之中正式诞生了。

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和“张楚”革命政权的建立，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于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天下从之如流水”，各地纷纷起义，响应陈胜。其中最重要的是沛县亭长出身的刘邦和出身于楚国贵族的项梁、项羽所领导的两支起义军。这时，对秦灭六国心怀不满的六国贵族，如张耳、陈余等人也乘时而起，打出了反秦的旗号。这些人加入起义，无非是想利用群众力量，乘机进行割据。

陈胜起义军明确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战斗目标，打击矛头直接指向秦王朝。起义军在阵地建立政权后，便兵分三路，立即向秦的都城咸阳进军。一路由吴广率领，准备夺取秦的军事重镇和最大粮仓所在地荥阳。一路由周文统率，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正面攻夺函谷关，准备直取咸阳；另一路则攻南阳、叩武关，以从侧翼迂回进攻咸阳。同时，陈胜又分遣诸将，四出攻略，以扩展革命政权的影响。他派武臣、张耳北征旧赵地，派邓宗南取九江郡；派周市经略魏地。秦朝在关东的地方政权纷纷动摇和瓦解。

周市大军西进途中，不断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进抵函谷关时，已形成拥有兵车千乘、战士数十万人的强大队伍。这支队伍，一路拔城破关，锐不可当。九月，他们一直打到离咸阳只有百十里路的地方，给秦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消息传来，秦二世集团大为惊慌，急忙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仓促组成一支军队，派少府章邯率领，向农民军反扑。周市的这支起义军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发展太快，孤军深入，而且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经过几次苦战，被迫撤出函谷关，最后在渑池一战，再次失利，周市兵败自杀。

秦将章邯乘势东下，进逼正在围攻荥阳的农民军。吴广所部起义军久围荥阳不下，内部发生分裂。吴广被部将田臧假借陈王命令杀死。接着，田臧便率军西向迎战章邯。敖仓之战，田臧兵败被杀。这支起义军也失败了。

章邯又转过头来，驱兵向起义军中心据守的陈进攻。陈胜亲自指挥农民军，英勇抗击反动军队。但终因兵力单薄，又无外援，只好逐步后撤。十二月，退到下城父时，陈胜不幸被叛徒庄贾杀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了。

农民军主力虽已失败，陈胜、吴广也先后牺牲，但其余部则仍然坚持战斗。其中，由吕臣领导的“苍头军”，斗争更为英勇。他们曾收复秦军占夺的陈，惩杀了叛徒庄贾，给秦军以很大的打击。后来，吕臣领导的“苍头军”，联合项梁、项羽农民军，继续坚持反秦斗争。

秦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陈胜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第一位农民革命领袖。“张楚”政权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因此，秦末农民起义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为此后历代的农民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揭开了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壮丽的序幕。

楚汉之争

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楚地的刘邦和项羽领导两支农民军，继续进行反秦斗争，成了反秦的主力。

为了推翻秦朝统治，起义军作出决定，由刘邦领兵向西略地入关，项羽往北救赵入关，并且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刘邦军纪严明，“所过毋得掠掳”，又采取了收买秦将约其降的方针，很快瓦解了秦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攻下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听了张良、樊哙的劝告，“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又除秦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一套办法，受到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婉言谢绝：“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粮饷，不要秦民再费心。”这更使得大家高兴，都唯恐刘邦不为秦王。

这时，项羽也破釜沉舟，在歼灭了秦军主力以后，到了函谷关外。他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收降了子婴，便怒气冲冲地打破函谷关，驻军鸿门，并准备第二天击破刘邦军。这时，项羽的谋士范增也看透刘邦原来在山东时“贪于财贸，好美姬”，而入关以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说明他正在收揽人心，志气很大，也劝项羽要立即进攻刘邦，不能给他以喘息、发展的机会。当时，项羽军士40万，刘邦只有军士10万，如果项羽进击刘邦，是有把握获胜的。

可是，正在这时，项羽的叔父项伯却因为与张良要好，连夜偷偷跑到刘邦军中，把项羽明日进击刘邦的消息告知张良，并劝他赶快逃走。张良反劝项伯和他一起去见刘邦。刘邦估计到自己力量不及项羽，只得在项伯来时，向他表示，自己清理关中户口、府库，正是等待项羽前来接收，绝无独占关中的野心，并请项伯把这个意思转告项羽。刘邦还称项伯为兄，为他设置酒宴，与他约为姻亲，对项伯竭尽拉拢之能事。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要求，约刘邦明日一早快来拜见项羽。当夜，项伯就把刘邦的话转告了项羽，并替刘邦说了许多好话，终于使项羽改变了进击刘邦的决定。

第二天，刘邦只带领100骑兵，同张良、樊哙等几员将领来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一同入席的还有项伯、范增和张良。尽管刘邦已经得到项羽谅解，可是，宴席上的气氛仍然非常紧张。范增几次举起所佩的玉玦向项羽示意，要他下令杀死刘邦，项羽都默然不动。于是，范增招来武将项庄，暗嘱他以舞剑为名，在宴席上刺死刘邦。项庄立即进入军帐，舞起剑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项伯也拔剑起舞，几次挡住了项庄刺来的剑，保护刘邦。张良见情势紧急，也立即召樊哙持剑握盾闯入军帐。樊哙怒目站在项羽对面，由于过分愤怒，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也张裂流着鲜血。当项羽问明他便是刘邦的卫士樊哙时，不尽称赞说：“真是壮士啊!”并赏赐给樊哙一斗酒和一只生猪腿。樊哙一面喝酒，大口吞下生猪腿，一面陈述刘邦的功劳，指出要杀害刘邦是走秦朝的老路。在樊哙义正词严地指责下，项羽哑口无言，只好说：“将军请坐。”刘邦乘此机会，假说上厕所，溜出军帐，骑上马返回灞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故事中“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刘邦)”的情节，也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典故。

“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放火烧了阿房宫，杀死秦王子婴，大肆抢掠。他凭借手中武力，以为天下从此已定，分封六国贵族、秦朝降将和有功将领18人为王，自称“西楚霸王”，班师东归，都于彭城。刘邦被封为汉王，被迫进驻巴、蜀、汉中一带。项羽又封秦将章邯等三人在关中为王，用以堵塞刘邦东进的道路。刘邦也用张良计，烧毁所过栈道，借防备诸侯兵的袭击为名，向项羽表示再无东回的意思。

被项羽分封的诸王，多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并不真正服从项羽的领导，没有受封的人更是心怀怨恨，刚刚一个月就互相攻杀起来。刘邦则乘机出兵，攻灭了章邯等三个王，完全占有关中地区。公元前205年春，刘邦便利用项羽率兵北上攻打齐王田荣的时机，率领不满意项羽的五诸侯兵56万人，挥兵东向，攻占彭城。项羽急领精兵3万回师。刘邦战败，退守荥阳。刘邦的老婆吕雉和父亲都做了项羽的俘虏。公元前204年夏，刘邦尚未恢复元气，项羽又包围了荥阳。刘邦一面派人与项羽和谈，以为缓兵之计；一面用陈平反间计，使项羽与部下不和，不能用范增的主意，坐失战机。就这样，刘邦便摆脱了困境，得以重整旗鼓。这一年十月，刘邦攻占了成皋，据有囤积充足粮食的敖仓，军心大振。此时，大将韩信已经先后攻占了魏、赵和齐地，刘邦也南联九江王英布，北联燕王臧荼。这样就完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形势。

公元前203年秋，项羽兵疲粮绝，被迫与刘邦达成和议，平分天下，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羽归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鸿沟和议后，项羽引兵东归了。可是，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建议，继续挥戈东进。公元前202年，与韩信和彭越两支军队汇合，大败项羽于垓下，将项羽和楚军重重围住。在茫茫黑夜里，楚军四面都唱起了楚歌。项羽大惊，哀叹道：“汉军已全部占领楚国了吗?为什么汉军中的楚人这么多?”在“四面楚歌”中，项羽感到了覆灭的命运就要来临，只得和身边的美人虞姬借酒消愁，乘着酒兴，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歌罢，带着八百壮士，乘夜突围，向南逃去。当逃到乌江时，汉兵已经追到，又拼杀了一阵，项羽遍体鳞伤，自度不能逃脱，便举剑自杀了。

白登突围

为了防御匈奴人的进攻，汉高帝刘邦便把韩王信封于代地。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韩王信不敌，于是索性投降匈奴。

当楚汉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开始日益强大起来的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并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待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强盛的匈奴部已拥有“控弦之士”近40万，他们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中原，声势逼人。显然，他们不久将要成为西汉王朝的一支劲敌。

高帝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是年九月，早就同匈奴关系暧昧的韩王信放弃了抵抗，开始与匈奴勾结。次年，韩王信又与匈奴联合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

高帝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30万进剿韩王信，于铜鞮大破叛军。韩王信公开逃往匈奴，与匈奴人及部下残军继续同汉王朝为敌。匈奴左右贤王率万余骑兵在广武、晋阳一带不断与汉军周旋。时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其中被冻掉了手指的人就占到了十分之二三。然而，冒顿单于为迷惑汉军，故意隐匿其精兵，反将一千老弱士卒暴露在外。

刘邦被骗，于是亲率汉军主力向匈奴大肆进攻。当汉军越过句注山时，奉春君刘敬觉察到敌军有异常，他劝阻刘邦道：“如今两国相斗，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以令敌军产生畏惧心理。现在，我却只看见敌方老弱病残的士兵，想来这一定是他们引诱我们的法子。所以，我认为匈奴是不可以轻易攻打的!”然而，刘邦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指责刘敬惑乱军心，以至将其关押问罪。

刘邦率汉军至平城，在步兵主力尚未集结之时，冒顿单于突然率领着自己的30多万精锐部队杀出，一鼓作气便将刘邦所部围困于平城东南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顿时被截为内外不能呼应的两部，刘邦及被围困于白登山上的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内外汉军彼此不能相救，情况万分危急。

就在此时，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陈平献计：派人贿赂单于的阏氏(相当于汉朝的皇后)，并晓之以利害。阏氏在接受了贿赂后，果然劝说冒顿令其解围。恰值叛投匈奴的降将王黄、赵利等人也未按单于规定的时间赶来会师，此事引起了冒顿的怀疑。冒顿消灭刘邦的决心开始动摇，于是他便命令围开一角，陈平等人则趁隙保护着刘邦突围而出。到达平城时，汉军主力已至，匈奴人见战机已失，不得不撤兵而去。刘邦知匈奴撤兵，也不敢恋战，在派出樊哙收复代地后，自己则率兵退回了广武。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平城之战后，白登被围使得汉高帝刘邦认识到了西汉王朝暂时还无力与匈奴较量，从此他便改变了对匈奴的强硬对策。此时，刘敬趁机献上了“和亲”之策，以暂时笼络住贪婪的匈奴人。汉匈和亲以后，双方还“约为兄弟”，西汉政府最终用财物换得了边境暂时的安宁。尽管此后匈奴仍不时骚扰，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汉初并未出现。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方才一改屈辱的妥协政策，转而对匈奴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

吕后专权

吕后名雉。汉高祖死后，惠帝刘盈懦弱，后又早亡，吕后独立执政15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了一些为人称道的政绩。其中减轻百姓负担，导正社会风气，废除许多繁杂苛刻的法令，尤以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为百姓所称道。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死后，吕后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氏和刘邦结婚完全是个巧合。吕氏嫁给刘邦的时候，刘邦只是沛县的泗水亭长。虽然是不入流的官，但是刘邦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比较有气魄，所以也结交了沛县的一些豪杰。吕氏的父亲是个善于交际、八面玲珑的人，与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吕氏的父亲过生日，很多人当然要去祝寿。刘邦没有什么钱，却爱拍马屁，没钱也要办事。他脸皮厚，胆子大，居然虚报了一大笔礼品就堂而皇之地入了席。

管家就把这事告诉了吕氏的父亲。吕氏的父亲十分生气，带些怒气出来看个究竟，谁料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因为吕氏的父亲精于相人之术，他一眼看出刘邦隆准龙颜，有天日之表，日后必成大器，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把爱女许配给刘邦。刘邦当然喜不自禁，自己年近四十，攀上这门好亲戚，真是喜从天降。

吕氏和刘邦成婚以后，他们的两个子女陆续出生，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儿子是刘盈，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邦经常为了公务以及与朋友们交往，三天两头不回家。织布耕田、烧饭洗衣、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的责任，全都落在吕氏一人身上。

一次刘邦押解囚犯，因自己酒醉而使囚犯逃跑，为了躲避责任，他只好逃匿到芒砀山下的沼泽地区。贤惠的吕氏不仅一个人支撑家庭，还不时长途跋涉，为他送衣送食。传说，刘邦隐藏的地方，时常有一片云气笼罩，吕氏追踪而至，便一定能够找到刘邦。

时逢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率众进入沛县被拥立为沛公。吕氏也随之被尊称为吕夫人。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立为汉王，吕氏又晋级成了王妃。真正是夫荣妻贵！

但是，吕氏并没有因此过上一天舒适的日子。接下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打得天昏地暗，吕氏被俘，成了项羽的俘虏。项羽把吕氏押到两军阵前，以烹杀吕氏威胁刘邦时，刘邦居然笑嘻嘻地说：“我们是结拜弟兄，我妻即你妻，你爱杀就杀，悉听尊便。”当时的吕氏并非心寒如冰，因为她猜想刘邦是使用的“欲擒故纵”之法，所以心中比较坦然。

楚汉战争打了4年之久，吕氏一直被囚在楚军之中做人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挣扎在生死边缘，身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也造成了日后多疑与缺乏安全感的后遗症，变得心胸狭隘、紧张恐怖、阴狠毒辣。

公元前203年农历九月，楚汉以鸿沟为中界，两分天下，项羽归还吕氏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吕氏这才算是死里逃生。同年，吕氏被册封为皇后，从此，吕氏开始向权力的顶峰一步一步迈进。

回顾吕氏婚后的日子，生活多艰，饱经忧患，经历了许多困境，然而这段艰苦岁月并没有把她击倒，反而给其增加了不凡的胆识和政治阅历。史书称吕氏为人“刚毅”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并且这种“刚毅”的性格在吕氏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长年在外征战，随军帐幕中自然不乏红粉佳人。在这些红粉佳人中，有薄姬、戚姬、曹姬等多人。一个人既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己有，多几个女人伺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当时常有的事，吕氏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什么使吕氏变成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呢？主要还是“权势”害人。在最高权力中心皇宫，权力之争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你不想争，形势也逼迫你去争，更何况吕氏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欲十分强烈的女人。

其实，吕氏并非是个事事斤斤计较的女人，但只要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冲突，甚至影响到她未来的安全问题时，吕氏便感到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于是，她首先学会了“抓大放小”，在大事上不糊涂、不忍让、不迁就。

当时，吕氏感觉到最大的危险出在戚姬身上。戚姬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美丽，自她与刘邦相遇，两人便情投意合，成了一对烽火鸳鸯，誓同生死。戚姬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叫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影子，活脱脱就是个小刘邦，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吕氏儿子刘盈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大有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来继承自己衣钵的可能。这件事的势态在不断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吕氏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面对情仇和政敌，她怒火中烧，咬牙切齿。那段时间，吕氏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欲借其势，而谋己利。

当时，汉朝的“商山四皓”非常有名。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分别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千方百计想要网罗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听说刘邦不太重视儒生，很是粗鲁，言语之间还经常不干不净地骂人，所以始终不肯应和。吕氏想，如果把“商山四皓”拉过来，何愁大功不能告成。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氏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氏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助太子一臂之力。这“商山四皓”都是博学之士，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加上刘盈聪明好学，悟性很强，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吕氏安排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为刘盈助威。等到汉高祖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首先想到太子已不可废，废不得，废不了。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都已成为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丰，长大成人了，而且绝非等闲之辈。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一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为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悲歌一曲，诉说无奈。两人唉声叹气许久。

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一筹莫展。

危机产生奋进，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氏接着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吕氏在树立威望的过程中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上，震慑群臣，使群臣不仅害怕，而且服气。

汉高祖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些与他一同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仍然举止粗豪，不顾礼法，有称兄道弟之嫌，无君臣礼仪之实，甚至醉后拔剑起舞，砍去殿柱，闹得不成体统。直到经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有章可循。据说汉高祖刘邦当时由衷地说道：“今天才知道当皇帝高高在上的滋味。”但一班自恃功高盖世的将帅仍有不臣之心，汉高祖厉行打击，吕氏便借势杀人。

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保障后勤供应的萧何不仅不是那种争天下的人，而且还是当前急需的发展生产的人才；只有领兵多多的韩信，始终是刘邦放心不下的，更何况当年在楚汉之争中，韩信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封王。所以，当吕后听说韩信阴谋诈赦诸官徒奴、发兵策应陈豨后，遂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因为高祖曾与韩信有约即“三不杀”，就是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她不违背刘邦的约定，把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他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

吕后这招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她连韩信这样的人都敢杀，不免都对她畏惧几分。

接着，淮南王黥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这时，汉高祖刘邦正在病中，原本是想派遣太子刘盈率兵，前去讨伐叛乱。但吕后不忍心叫儿子上战场，因为上战场生死未卜，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刘邦说：“黥布是天下猛将，很难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无奈之下，刘邦带病出征，虽然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三个月而驾崩。

刘邦死后，吕后秘不发丧，事先在宫中伏下武士，大臣们来一个杀一个。四天后，吕后见机密已经泄露，只得给汉高祖发丧，立太子刘盈为汉惠帝，她被尊为太后。由于惠帝年少，性格懦弱，朝政仍掌握在吕后手中。

吕后首先铲除异己，杀害情敌，一个不留。她认为，戚姬与赵王刘如意是当前之敌，于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血案迅速在宫中展开。她把戚夫人罚为奴隶，戚夫人头发被剪掉，宫装被剥去，换上奴隶的衣服，整天在黑屋子里舂米，再把赵王刘如意从邯郸召进京予以毒杀。

后来，吕后又叫人把戚夫人的手足斩断，双眼弄瞎，耳朵熏聋，喉咙搞哑，把人搞成了猪的样子，取名“人彘”，丢到一个土坑里。她还特地叫惠帝去看“人彘”。惠帝开始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是戚夫人，猛地吓了一大跳，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回去后，他得了一场大病，派人告诉吕后说：“这不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往后你凡事请便吧！这个天下我无心治理了。”从此他过着混混沌沌的日子。

刘盈做了7年傀儡皇帝便死去了，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刘恭即位为少帝，因小孩口无遮拦，触犯了吕后的忌讳，4年后被吕后幽杀。她又另立刘弘为帝。又过了4年，吕后病重，仍然不肯放弃权柄。

在吕后临朝期间，她一方面用血淋淋的手段对付刘氏子孙，想要斩尽杀绝；另一方面大肆提封吕姓子弟为王，梦想一步一步篡夺刘家天下，自己控制汉朝。她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野的不满，连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中也有不满意的，这个人就是朱虚侯刘章。刘章在吕氏死后联合其他人铲除了吕氏的亲信，拥戴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刘恒当了皇帝，他就是后来为汉朝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很大贡献的汉文帝。吕后最大的缺点是忌妒心太重，私心太重，手段过于残忍，竟然想以吕氏来代替刘氏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终至败亡。

吕后的杀功臣的政策，无论是刘邦在世时，还是自己掌权时，都一以贯之。也许就是因为她看到了功臣能人对自己统治的可能的威胁，她知道消除了这些可以安邦定国的栋梁，即便是刘家的天下陷入了危机，也没有人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这样自己才能坐稳江山。

虽然吕后在政治斗争中异常残暴，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仍奉行休养生息的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刘邦死后，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做的重要人事安排，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史记·吕太后本纪》就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资殖。”由此可见，吕后的经济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并且能安居乐业。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第一位当政的女政治家。

文景之治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文景统治的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当政以来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大省”。

文帝和景帝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徭役日益繁重，土地大量兼并，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的旗帜下，王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由于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政策加重了社会灾难，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王莽是元帝皇后的侄子，靠沽名钓誉发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王莽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土地兼并和畜奴、买卖奴隶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下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归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田产过多的要捐出去；没有土地的，官府按规定分配；不执行命令的被流放到边境。但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贵族、官僚和豪强手中，他们群起而反对，各级官吏也拒不执行命令。奴婢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下层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3年之后，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不久，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度，企图以此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又过了3年，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五均是由政府统治工商业的经营并管理物价，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但王莽用来管理五均六莞的多是富商人贾，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盘剥百姓，损公肥私，结果改革的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不良之风。

此外，王莽又5次进行货币改革。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币制改革时，新币不能马上投入使用，下层民众就大量使用私币。王莽用重法严禁私钱的流通，一家藏有铜、炭就被认为是私自铸钱，邻近5家都要受到牵连，一起被官府收为奴隶。民众苦于生计，出门去生产经营，所得到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在家，横祸又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于是纷纷起义。内政制度方面，王莽也大肆改革，他更改官制和县的名称，数次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些郡县改得连官吏和百姓都记不住，此外还不断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在改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并派官吏广征淑女，巧取豪夺，供其享乐。他大量派使节和军队到各少数民族宣扬新朝的政德，又挑起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矛盾，调兵遣将，征发民力。朝廷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的骚扰、惨无人道的刑法使下层民众无法生存，最终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朝的农民起义。

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没有一件是顺利执行的，大多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但王莽也有历史功绩。他在改革中，修改了秦汉时代的度量制度，使它更加完备和统一。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大都是根据王莽的制度来的。他还规定，如果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的要受到处罚；城市中房屋住宅前后不种树木的要受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要受罚。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光武中兴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东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刘秀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巡行河北。进至邯郸时，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刘秀说：“赤眉军现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刘秀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刘秀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刘秀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刘秀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刘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刘秀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刘秀的大哥刘，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刘秀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另外，光武帝还注意民生，与民休息。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更是浑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等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倚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汉灵帝下诏解除党锢。但是，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三国鼎立

黄巾大起义之后，由于中央集权日渐衰微，地方割据不断加强，分裂的倾向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群雄割据的阶段过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国鼎立。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实际上是对峙的三个地区性政权，其中曹丕最先于220年称帝，次年刘备也于成都登基，而孙权则迟至229年称帝。三国鼎立的格局由此确立。一般而言，三国时代从赤壁大战算起，止于280年西晋统一中国。

鼎立的三国中，以曹魏最强大，其创始人为曹操。曹操由于世家大族的背景，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出任东汉王朝的地方官。他任政时，举措得当，“郡界肃然”。但曹操政治地位的上升，关键在于镇压黄巾起义立功，被升迁为八校尉之一，成了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重要将领。同时，曹操在镇压号称百万的青州黄巾军时，收降30万，称为青州兵，由此他不但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也有了深厚的政治资本，一下子成为中原一带的政治强人。公元200年，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凭足智多谋，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赢得了这场统一中国北方的关键一战。北方大局已定，曹操即开始筹划征讨南方。208年，曹操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翦除南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曹操的大军与刘备、孙权联军在赤壁拉开了决战的架势。然而，这次曹操却未能再现官渡之战的辉煌，反被刘、孙联军火烧连营，大败亏输，不得不饮恨北归。从此，刘备以荆州为据点发展力量，孙权在江东的政权更趋稳定。赤壁之战促成魏、蜀、吴三足鼎立。

对于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当时的智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早有预言，诸葛亮告诉刘备，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家兴盛，百姓依附，可以和他结交，而不可图谋；所可取者为荆益二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在这著名的“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点出了三方鼎立的趋势，和此后历史的发展轨迹基本相符。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立为魏王。不久，徒有虚名的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追尊曹操为武皇帝。魏历史上又称为曹魏，共历5帝46年，占有淮河两岸及以北的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西地区。曹魏后期，司马昭遣兵灭蜀汉。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建晋，魏遂亡。

221年，刘备也在蜀地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及甘肃一部分。223年，刘备出兵击吴，在夷陵之战中遭受惨败，抑郁生病而死。其子刘禅(俗称刘阿斗)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托辅佐刘禅。诸葛亮任政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蜀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边疆安定。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刘禅无能，且宠信宦官黄皓，政治腐败，国力日衰，终于在263年为曹魏所灭。

三国中最后立国的是吴，占有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南至福建、两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230年，孙权派卫温统率甲士万人，航海到达夷州(今台湾)，并派使者出使南洋群岛诸国。孙权死后，东吴政治渐趋腐败，末帝孙皓更是荒淫暴虐，终于在280年订城下之盟，投降晋朝。吴前后共历4帝52年。孙吴的灭亡，标志着三国鼎立政治格局的终结。

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年代，地区经济均有发展，三国为自身的强大计，都比较注重开发本地区经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都推动了边缘、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如魏对辽东、凉州的经营，蜀对西南夷的开发，孙吴强迫山越走向平原以及对闽广进行拓展等。其中蜀、吴的经营发展，更促使中国南方经济上升了一个台阶。

晋朝建立

三国后期，魏国大权先后被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持，最终魏国的权力之杖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其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明知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实际上是韬光养晦，伺隙而动。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的高平陵去祭祀。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都城内发动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最后，魏帝迫于司马懿的威逼，只好诛杀曹爽息事。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这时，魏帝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要杀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曹髦不断成熟，他对司马氏也越发愤慨了。

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司马昭实际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网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公元262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授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第二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又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同时在许多重臣和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重压下，司马昭在晚年时只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位。同年十二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进，司马炎照例多次推让，然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于公元266年农历二月八日，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晋朝建立魏国灭亡的事实，没有使司马炎心里感到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魏武帝当年的风范已是明日黄花。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百姓处于惨淡的生计之中，而且心理上也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拢人心，立即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也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时，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长城，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劝谏他的大臣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吴国要在他手上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反对伐灭吴国，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另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也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公元279年，他力排众议，发令讨伐东吴。贾充等人又拼命反对，晋武帝大怒，迫使“充免冠谢罪”。由于贾充位及三公，影响很大，晋武帝为了争取保守派一同伐吴，便委任贾充为讨吴诸军的元帅。谁知贾充“自言老衰，不堪元帅之任”，拒绝受命，以此施加压力。晋武帝这次并未发怒，而是很开明地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就是说自己要亲自出任元帅。贾充见状，只好领命，出镇襄阳。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春天，晋军攻下武昌，但吴军主力并未受到重挫，且春水上涨，晋军中又流行疾病，贾充上表请求撤兵，而张华则坚持继续进军，贾充恨得咬牙切齿，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保守派另一要员荀彧也跟着奏请治罪张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晋武帝毫不推卸责任，明确回答“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拒绝退兵。

晋武帝为了完成灭吴大业，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70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襄阳，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襄阳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襄阳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他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死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对吴军以仁德施加影响的同时，一边在长江的上游益州加强训练水军，建造战船。据说，当时造的船有的大可容纳两千多人，上面可以驰马来往。经过长达七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武帝下令开始向吴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克服长江天险，迅速夺取胜利，晋武帝部署五路兵马，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进发。另有第六路兵马，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长江上游的东吴守军，在巫峡80里长的湍急水流中，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的地方，横拉着很多粗大的铁链，以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奔腾的江水漂浮着巨大的竹排猛冲直下，埋在江里的铁锥被竹排拔离江底，完全失去了作用。对待封锁江面的铁链，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用麻油浇灌的火炬，每根有十多丈长，遇到铁链，点燃火炬，熊熊烈火把铁链烧熔断裂。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武帝在部署六路兵马进攻吴军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先派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不知是计，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晋武帝后来在评价这一战略时说：“令贼孙皓拼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三百多年后，隋文帝杨坚兵分八路，渡江灭陈，也是借鉴了晋武帝这套作战方针。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追怀这场战争的情景时写道：“王潜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从孙权立国开始，传了四主，共57年而亡。

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南北统一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割据混战不断，这使得广大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他们十分渴望祖国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安定，社会能够繁荣。

杨坚之所以能最后夺取北周政权，统一全国建立隋朝，和杨氏的世族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权臣宇文泰。后来，因在宇文泰执政和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公元541年农历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般若寺。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然而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由于高贵的家族地位，杨坚念书时上的是王公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但是他与众多的学生相比学业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术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杨坚不善于念书，但是因为父亲是功臣，杨坚在14岁就开始了政治生涯。在北周建立时，因父亲杨忠功劳显赫，杨坚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荣誉职衔。当时执政的宇文泰非常赏识杨坚。第二年，北周取代西魏，杨忠为开国功臣，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同年，周明帝即位，又封杨坚为大兴郡公。公元560年，周武帝即位，19岁的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公元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的14岁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坚，更提高了杨坚的地位。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晋封柱国。第二年，杨坚出任定州总管，不久转任亳州总管。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别人的阻拦而没有得逞。周武帝亲政后，宇文宪曾劝他尽早把杨坚除掉，内史王轨也认为杨坚有反相，但周武帝都没有予以重视，且又以杨坚的长女作为皇太子妃，进一步巩固了杨坚的地位。

同时，杨坚也积极利用已有的社会影响，广泛拉拢关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杨坚在做随州刺史时已与骠骑将军庞晃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坚做定州总管，庞晃任常山太守，二人交往更密。杨坚将转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代周武帝、自称皇帝的愿望溢于言表。

公元578年，周武帝驾崩，宣帝即位。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于是，杨坚便开始准备取而代之。

周宣帝日夜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朝臣的反对，修建洛阳宫，致使上下怨愤。杨坚便开始做取代周室的准备工作。有一次，杨坚与好友宇文庆谈论时政，预感到北周的统治即将结束，对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进行了充分的估计，并已经做好收拾北周局面的思想准备。

杨坚的活动也曾引起周宣帝的警觉和不安，他甚至曾想杀掉杨坚。但杨坚始终不动声色，周宣帝既找不到借口，又不愿意随便杀死自己的岳父。

杨坚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对周宣帝的猜疑也感到不安。杨坚为逃避周宣帝的猜疑，也想在北周动乱时握有实力，打算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掌实权。公元580年，时机到来了，周宣帝决定南伐。郑译便乘机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由于皇帝对郑译向来都很信任，于是就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不久，周宣帝病重，召见小御正刘防、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准备托以后事。二人到时，周宣帝已经不省人事。然而，宣帝的长子宇文衍才8岁，年幼不能主政。刘防为以后飞黄腾达，便与郑译商议，共同拟定一个假诏书，称周宣帝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辅佐周静帝。杨坚握有诏书后，控制了京师卫戍军队，很快就基本控制了朝廷。

周静帝即位后，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掌握军事、政治大权。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杨坚首先是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自任丞相，设丞相府，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频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丞相府实际上已代替朝廷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杨坚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军队的力量暂时压服了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朝廷百官。接着，他开始除掉皇室宇文氏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刘防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

但这时真正的威胁是已经成年并各居藩国的宇文泰的5个儿子。他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一旦起兵，杨坚根本无法控制。在还没有公开宣帝的死讯时，杨坚便借口召他们回到长安，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印符。宇文泰5个儿子与雍州牧毕王宇文贤联系，请他起兵，但宇文贤很快就被杨坚击败。杨坚明知是宇文泰5个儿子从中捣鬼，却假装不知，并允许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他们。宇文泰5个儿子看到外面指望不上，便寻找直接刺杀杨坚的机会。结果，刺杀未遂后，杨坚将其一一歼灭。

然后，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接下来，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铺平做皇帝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所有对汉人的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公元580年年底，杨坚做皇帝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581年，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假意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开皇，以长安为首都。

杨坚在天下基本稳定、政治机构完善后，接受大臣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跃在蒙古草原。在北齐、北周时，突厥经常向内地侵扰。杨坚初执周政时，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后，突厥力举南侵，攻略甘肃和陕北一带，杨坚于公元582年派杨弘、高频等率兵出击，打击突厥的侵扰。杨坚为阻止突厥南下扰民，多次征发民众大力修筑长城，并加强防御。后来，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东突厥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于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开始时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做好了统一江南的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公元587年农历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借机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公元588年秋，杨坚共发兵五十多万，东起海滨，西至四川，沿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国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国总兵力有数十万之多，然而君臣整天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面对隋的全面进攻不甚重视。最终，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南北朝时期持续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归于结束，全国再次统一。

李渊称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祖父李虎，是后魏的陇西郡公，官最高到太尉，死后追封唐国公，这就是后来李渊所建大唐年号的来历。李渊的父亲继承了唐国公的封号，在北周时任柱国大将军。在公元566年（北周天和元年）出生于长安，仅7岁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称号。因为有了较高的出身，加上他本人的豁达与宽厚、才干出众，因此他威望很高。他的妻子窦氏也是隋朝贵族出身，作为一名难得的贤内助，窦氏对李渊的作用不可忽视。

窦氏的聪明超出了一般人。隋炀帝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李渊回了家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贺喜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

窦氏在政治方面对李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李渊原来有不少骏马，窦氏就劝他献给爱马的隋炀帝：“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后来真的被隋炀帝责问。窦氏在45岁时去世，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果然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着泪对儿子们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做上这种官了。”

李渊原来做过刺史，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做了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后来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公元613年（大业九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时，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后来失败。在这期间，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在615年调任山西、河东，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母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经营后来的起家之地。

镇守太原之初，李渊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因为李渊的太原兵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不足五千。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吃住骑射仿效突厥兵，向突厥炫耀武力，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攻击，结果打败突厥。从此之后，突厥不敢再轻易南下了。

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成为一地最高长官。这里粮草充足，兵员广阔，李渊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积蓄力量。

李渊为了巩固太原这块根据地，北面和突厥交好，消除隐患，南面主要是镇压了历山飞起义军。李渊通过收编其残余，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全国共有近二百多支反隋起义军。后来逐渐形成三支主力，即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李密、翟让的瓦岗军。

在617年，马邑郡（今山西朔县）人、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为和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怕被发现，便以贪污之名杀死了王仁恭，起兵建立定阳国，自称天子。

李渊就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开始招兵。因为这时还是以隋朝官员的名义行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招到近万人。这遭到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猜疑，他们都是隋炀帝的亲信，对李渊颇有戒心。李渊则拉拢、利用他们身边的亲信掌握其动向。等李渊要正式起兵时便设计锄掉了身边的两个隐患。

617年（大业十二年）农历五月十四日的夜里，李渊命李世民在晋阳（即太原）宫城外埋下伏兵。第二天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议事。刘文静领开阳府（太原十八府之一）的司马刘政会到庭中，说有密状给李渊。李渊便让他交上来，但刘会政却不交，说要告的是副留守，只有李渊才能看。李渊假装吃惊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李渊看后便对大家说：“王威、高君雅要勾结突厥入侵。”于是命人逮捕了他们二人。第二天，恰好有突厥几万人围攻太原，这更使人相信了。李渊趁机将二人杀掉。

除了内患，李渊又智退突厥兵，然后与突厥和好，消除了北方的威胁。

杀掉王威和高君雅之后，李渊便和将士紧密防守，对付突厥。他命裴寂和刘文静坚守城门，同时又让大门洞开。城墙上不竖旗帜，守城士兵不许张望、喧哗，这使突厥不明底细，不敢入城。李渊又在夜里派兵出城，早晨改道进城，使突厥误以为是援兵到达。最后突厥只好退兵走了。李渊的军事智谋由此可见一斑。

突厥兵虽然退去了，但难保不再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渊给突厥写了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信中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下的语气，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南下用兵扫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李渊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617年（大业十三年）农历七月，李渊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在发布的檄文里斥责隋炀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豺狼充于道路”，因此，李渊要废掉昏君隋炀帝，尊为太上皇，然后拥立代王杨侑为帝。其实，这仅仅是李渊的一种号召天下的策略。

这时，李渊刚从太原起兵，瓦岗军首领李密便写信给李渊，想和他结盟共图大计，实际上是想让李渊尊他为盟主。李渊收到信后，非常高兴，他当时正需要有人为他阻挡中原还没有被消灭的隋朝军队，使他免去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拿下长安。于是李渊给李密回信，对李密极力吹捧，说自己没有取代隋朝之意，这就是李渊自己所说的“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计策，先麻痹李密，让他阻挡中原的隋军西进。

李密受到李渊的回信也是非常高兴，于是专心于对付东面的隋军。一东一西，两个李姓人开始了较量，但李密最后还是稍逊一筹，败在李渊手下，还丢了性命。

在618年，瓦岗军和洛阳的隋军作战失利，李密想东山再起，却遭到了部将们的反对，他只好到长安投靠李渊。李渊热烈欢迎他，当成贵宾对待，常称李密为弟，还将表妹嫁给他。但后来李密又嫌弃官小，对李渊说想回山东收服部下，帮李渊拿下洛阳。

李渊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要求，暗地里却派长史张宝德监视，等李密离开长安要出关时李渊却下令让他留一半兵在华州（今陕西华县）。这时，和李密同行的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说李密要叛乱，实际是张宝德怕李密跑掉自己担不起责任。李渊便命李密一人入朝。李密感到大祸临头，便起兵想闯出关去，结果被围歼。在和李密的斗争中，李渊充分利用了李密骄傲自大的缺陷，在开始吹捧李密，等长安拿下后，李密投靠他时又设计除掉了这个隐患。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俩仅用了九天便得胜而归，使得李渊喜出望外。

然后，李渊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的军事和政权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第二战是决战霍邑（今山西霍县）。在霍邑的西北有个贾胡堡，是霍邑的门户，但守卫霍邑的宋老生却没有派兵把守，李渊由此断定宋老生是个无能之辈。

李渊害怕宋老生守城不出，打成持久战对自己不利。李世民却认为可以挑战引他出来决战。于是李渊让两个儿子领几十名骑兵进城观察，自己将部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南到西南，摆出一副安营攻城的架势。宋老生果然中计，以为李渊要攻城，便领兵三万出战。李渊领兵假装后退，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兵抢占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在交战中李渊又散布宋老生已经战死的谣言，动摇了隋军的军心。隋军大败，全军覆灭。宋老生也在被守军用绳子往城墙上提时，被李渊的军头卢军谔跳起杀死。李渊顺利占领了霍邑。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没有攻下。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长安。等围攻长安成功建立唐朝之后，又继续围困，到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农历正月才最终占领河东。

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占领之后又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百姓们夹道欢迎。在617年（隋大业十三年）的农历十一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所以后来李渊便以“武德”为自己在位时的年号），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是在为以后称帝搞一个过渡。

到618年（大业十四年）农历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然后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领兵十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

隋炀帝一死，李渊便甩开了隋恭帝，在618年（武德元年）逼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玄武门之变

唐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高祖李渊得知太子要与庆州的杨文干一起谋反，便命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回杨文干。李元吉却叮嘱宇文颖，告诉杨文干实情，不要来仁智宫。

杨文干知道实情以后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起兵造反吧!”他带领人马突然袭击宁州(今陕西宁县)，一举成功。李世民率兵来讨伐，叛军士兵吓得一哄而散。有几位叛军将领把杨文干杀了，向李世民报功，宇文颖被活捉。

李世民在宁州讨伐杨文干时，长安城内，尹德妃和张婕妤、李元吉轮番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的好话，裴寂和封德彝也为李建成讲情。李渊的特点是耳朵根软，于是改变废太子的主意，把李建成释放，仍驻守京师，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也不再提。

表面上，兄弟三人还很和睦，可背后，李建成时时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回，李渊外出狩猎，由三个儿子陪同，李建成有一匹烈马，虽然跑得快，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前腿软，在奔跑当中会突然跌倒，李建成让李世民骑着这匹马追猎。

李世民不知这匹马的毛病，骑上去打马追赶一只鹿。这马速度超群，比鹿还快。眼看就要追上鹿时，马失前蹄，李世民猝不及防，从马背上翻下，说时迟，那时快，李世民一个前空翻，稳稳站在地上!

李世民是聪明人，马上明白大哥要用这匹马来暗害他。

但是，李世民不在乎。这几年东征北讨，他多数时间是在马背上，练就了一套骑马的本领。所以，他又翻身上马，继续奔跑，连续掉了三次，没碰破一点儿皮!

李世民把马交还给李建成的侍卫，对站在一边的宇文士及说：“想用马暗害我，可惜生死有命，枉费心机!”

李世民有意让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以起到警告的作用，然而，李建成却将这句话篡改成“李世民有天子命，将来要当皇帝，不能随便就死了”，让尹德妃和张婕妤在李渊面前吹风。李渊一听，很生气地对李世民说：“你想做天子，我还没死呢，也太着急了吧!”

李世民一听，就猜出是嫔妃在父亲面前说了坏话，也不辩解，摘下王冠，让父皇派人调查，如真说过此话，甘愿受死。

李渊还要训斥李世民，中书令封德彝急忙进来，说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联合起来，进攻豳州(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李渊吃了一惊，想一想，还得二儿子李世民率兵去打突厥，于是换成笑脸，给李世民戴上王冠，让他以国家为重，带上李元吉去讨伐突厥。

李世民一行来到豳州，与突厥对阵。李世民决定只带百名骑兵出阵与突厥数万大军对话，让李元吉一同去。李元吉吓得直往后退，说：“敌人这么多，怎能轻易出阵呢?万一失利，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世民笑了笑，说：“那你就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李世民来到突厥阵前，与颉利可汉、突利可汗对话。他胸有成竹，因为了解两位可汗的情况，也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据理阐明利害，认为以和为贵，句句话说到突利可汗的心里，加上逢连雨天，不宜交战，突利可汗便让叔叔思摩到唐营议和，并表示愿同李世民结为兄弟。于是，突利可汗撤兵而回。

颉利可汗见突利可汗收兵，觉得自己力量太弱，打也赢不了，也只好退兵。

豳州退敌兵，李世民不伤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刀，仅凭一番话，就达到目的，其智其勇，非一般人能比，使朝廷上下的人无不为之叹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的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几杯酒下肚，李世民突然肚子剧痛，回到自己住的西宫以后，吐起了血。御医给他服了药，才渐渐好了。

李渊得到消息，猜想是大儿对二儿下了毒手。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忍心废掉太子，又不想让二儿再受伤害，想了一个他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派李世民去洛阳，管理陕州以东的州郡。李世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答应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是放虎归山，便找一些大臣向皇帝上书，说李世民去洛阳不会回来，有分裂国家的危险。李渊一听觉得有理，再次出尔反尔。

李建成、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拉拢李世民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们首先看好尉迟敬德，李建成派心腹送给敬德一车金银珠宝，说明来意，尉迟敬德说：“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敬德当以身相报，若贪财而对秦王存有二心，那就是见利忘义之人。这种人对太子殿下又有什么用呢?”

尉迟敬德拒收金银，送走来使，便向李世民报告了。李世民说：“将军从今以后要处处留神，他们不会饶过你的！”

果然，当天晚上就有刺客来到尉迟敬德住处，但见房门大开，知有防备，吓得没敢进屋就跑了。

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李建成在皇帝面前诬告尉迟敬德，将其关进监狱，准备杀害。李世民在父皇面前慷慨陈词，历数尉迟敬德的功劳，李渊只好把他放了。

收买这一招失灵后，李建成并不气馁，又向皇帝密告李世民的天策府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行为不轨，逐出天策府；派李世民部下大将程咬金去康州(今广东省德庆)任刺史。

程咬金虽是武将，却也粗中有细，看出问题，他对李世民说：“我至死不去康州，要保护大王。大王的羽翼一旦除尽，他们就该谋害大王了。请大王尽早决断!”

李世民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召集天策府文官武将商讨对策。这时，边境传来消息，突厥又来入侵，李建成荐举李元吉率兵出征，并调李世民部下尉迟敬德、程咬金、秦琼等大将随征。

这天夜里，东宫官员王晊向李世民报告，太子建成准备在昆明池为齐王李元吉饯行，请秦王参加，趁此机会谋杀；同时将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一齐杀掉。

李世民将此事告诉李渊，李渊要第二天亲自审问，让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同时参加。

李世民一次次地忍让，达到了极限。现在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唐朝江山将来落在谁手、向何处发展的大问题，他决定狠下心来反击了。

当天深夜，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将士埋伏在玄武门下。天刚蒙蒙亮，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进宫，觉得四周情形与往日不同。李建成回马要走，李世民从墙后出来招呼他。李元吉做贼心虚，想先下手为强，拈弓搭箭，射李世民。可是，李元吉连发三箭，箭箭射空。

李世民不再迟疑，对准李元吉拉满了弓，李建成见状高喊：“四弟小心……”话未说完，李世民射出的狼牙箭直奔他而来，李建成猝不及防，咽喉中箭，从马上掉下身亡。

与此同时，喊声四起，尉迟敬德率领70名骑兵如从天降。李元吉打马便跑，尉迟敬德张弓一箭，射中他后心，李元吉当场毙命。

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事变。李渊得知消息，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形下，只好立李世民为太子了。

李世民手下的部将怕有后患，便同时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全部杀了。

魏征是李建成所在东宫的官员，经常给李建成出谋划策，此时被抓到李世民面前，将领们准备让李世民审问完然后杀掉。魏征在李世民面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李世民佩服他的胆略和才能，没有杀他，而且还让他在东宫做官；对前东宫和李元吉齐王府的官员都不追问，使这些官员感激涕零。

此时唐朝大权已掌握在新太子李世民手中。李渊于当年农历八月，主动传位给李世民，李世民推辞不过，只好同意。于是，在东宫显德殿举行交接仪式之后，李世民即位当了皇帝，即唐太宗。李渊被尊为太上皇。

李世民是年28岁，改元贞观，次年为贞观元年。从此，唐朝开始了兴旺发达的历史。(www.xing528.com)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改年号为贞观。太宗总结历代王朝兴盛衰弱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团结和睦，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人们称唐太宗在位时的清明统治为“贞观之治”。

多年的内乱使社会经济凋敝，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流失严重。为了恢复发展，太宗实行“抚民以静”的政策，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他还改进了隋代的仓储制度，在京师设太仓，各州县建立社仓和常平仓，储粮备荒；为了发展生产，还奖励婚嫁生育、兴修水利工程等。

为巩固国家统一，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权机构上，太宗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因此中央官制中的相权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中央政令的疏误。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太宗重视官员的培养与选拔，大力发展与健全科举制；注重官员的质量，精简政府机构；并制定宽简的《唐律》，废除苛法酷刑，实行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严以执法，宽仁慎刑。《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影响。唐太宗又改幕府兵制度，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和善于用人。为求贤纳才，他增设科举考试的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还要求大臣们注意选拔人才，做到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因此不拘关系的亲疏和资格深浅，广招贤才。他任用原东宫旧属魏征、韦挺等人，不记旧怨；又任用出身寒微的人，如提拔农民出身的士兵薛仁贵为将军。唐太宗用人能够舍短取长，知人善任。大臣房玄龄不善于理狱而长于谋略，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而长于临机决断，太宗使他们各得其所，人称“房谋杜断”。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是历史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大臣们大多能直言极谏。魏征就以犯颜直谏而名垂青史。他向太宗进谏二百多件事情，常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太宗曾准备征发不满18岁的中男当兵，敕令已下，魏征就是不肯签署。太宗大怒，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认为太宗不讲信用，不按制度规定的年龄征兵。太宗被说服，还赐他一个金瓮。魏征病逝后，太宗痛感失去了一面知得失的镜子。

唐太宗偃武修文，提倡儒学和文化。他尊儒崇经，规定在长安专门设立孔子庙堂，并下令全国建孔子庙，对其他文化学术也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唐代的各种艺术因此繁荣昌盛，四方学者也云集长安，日本、百济等都遣子弟来唐。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因此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唐朝帝国。唐太宗和他的文臣武将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贞观之治也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武则天称帝

公元624年，武则天出生在唐都城长安。她的父亲武士彟虽然也是唐朝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武则天的祖籍是现在的山西文水，即当时的并州文水。武士彟做木材生意，后来因为正赶上隋炀帝大兴土木，结果发家致富。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经常和权贵们交往，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李渊起兵反隋时，武士彟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效劳。最后李渊攻克长安后，武士彟因功被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十四名开国功臣行列，从此成为唐朝的新权贵。公元620年，武士彟的元配夫人病逝，通过唐高祖做媒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当时杨氏已经是40岁的老姑娘，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

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随做官的父亲在四川度过的。公元635年，武士彟死在荆州都督任上，随后全家回到长安。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了一段很不舒心的生活。

公元636年，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逝。次年，14岁的武则天因美貌出众被召进宫中，做了级别很低的嫔妃——才人。武则天对宫廷生活充满着向往。进宫之后，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都叫她媚娘。虽然她的长相的确十分妩媚，但是由于她性格倔犟，缺少女人该有的温柔，所以很不受太宗宠爱。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才人的称号也没有改变、提升。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按照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武则天因没有生育被送到感业寺出家。她在感业寺出家的两年中，并没有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出来。李治即位后的第二年，适逢太宗的忌日，高宗李治前往感业寺进香，武则天紧紧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回忆起了先前的恋情，武则天的美貌加上旧情促使高宗不再顾忌佛教教规和礼教的约束，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

已经28岁的武则天重获入宫的机会，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下决心要利用与高宗的感情，夺回失去的青春年华。事实上，这次入宫后，已经成熟的武则天就在权力之争中大显身手了。

武则天的再次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当时的王皇后为了和萧淑妃争宠，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做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准备再入宫。王皇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引狼入室。入宫后，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这使得高宗也很高兴。皇帝和皇后都高兴了，武则天的嫔妃地位也就升到了昭仪，这是正二品的级别，超过了其他八个嫔妃，是九嫔之首。在她的上面，只有皇后和四妃了。

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12个子女。后边的六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连主张让她进宫的王皇后也没有料到，结果自己也吃了大亏。

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目标是皇后。随着她在宫中的地位逐渐稳固之后，便开始有心计地活动了。她在后宫里想方设法笼络太监、宫女，特别是和皇后、萧淑妃关系不好的人，她总要设法接近拉拢，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注意监视皇后和淑妃的行动。

公元654年，武则天的第二胎生下一位公主，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禁不住前去看望，逗弄一番，知道皇帝要来就先走了。武则天趁机残忍地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一会儿，皇帝来看女儿，武则天面带欢笑，带皇帝来到床前，掀开被子，佯装才发现自己女儿被害，失声痛哭。皇帝见此情景，十分震惊，赶忙追查是怎么回事。侍女告诉他，王皇后刚才来过。高宗大怒，武则天又趁机进谗言，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再加上王皇后久未生育，高宗就此准备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

在封建社会，皇后的废与立属于国家大事，必须由众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武则天做皇后的阻力主要来自重臣国舅长孙无忌，还有宰相褚遂良等大臣也极力反对。朝廷中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以外，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了在高宗和武则天面前争功邀宠，就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支持武则天做皇后。高宗把长孙无忌等反对的人召到一起，商量皇后的废立问题。武则天则在帘子后面监听。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为王皇后辩解，说她出身高贵，忠厚贤惠，没有什么大过失，不该废皇后之位；而武则天却是出身贫寒，还曾经侍奉过先帝太宗，再立为皇后违背了礼制。

褚遂良也坚决反对，而且还磕头磕得流血，并提出要辞官回家。武则天见了，怒火顿生，大声喊道：“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贬官到湖南长沙任都督。

最后，还是开国的功臣李世给高宗出了个主意，他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终于，公元654年，高宗正式下诏书废王皇后，将萧淑妃贬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后来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二人各责打了一百杖，然后残忍地砍去双脚，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死。其报复心和残忍性可见一斑。

武则天做了皇后，先要清除对她威胁最大的长孙无忌。她指使许敬宗等人捏造罪名制造朋党案，然后将长孙无忌牵连进去，把他流放外地。后来许敬宗又逼长孙无忌自尽。长孙无忌集团其他的人也受牵连，或被杀或被流放。

武则天的越来越专断也引起了高宗的不满，他和宰相上官仪商量废掉武则天的皇后，上官仪答应起草诏书。武则天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得知后赶忙报告。武则天赶到后，软硬兼施，说得高宗改变了主意，还把责任全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于是，武则天让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将上官仪处死。

高宗软弱平庸，武则天有才干，且有手段，这也是她一步步登上女皇宝座的原因。武则天曾经上意见书十二条，也就是历史上的“建言十二事”，这里面包括了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广开言路等，基本上是一套较完整的治国方略。后来也被高宗颁布诏书推行。高宗后来之所以将处理政务的权力交给武则天，也是相信她有这方面的能力。

武则天之所以能在朝廷施展才干，和她重用庶族出身官员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已基本定型，新的官员很多是出身寒微的，他们需要最高层的重用，而武则天就成了他们的总代言人。一大批文人学士成为武则天的鼎力助手。武则天则利用他们来打击旧贵族的反对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做事心狠手辣，就连亲生儿子都不肯放过。武则天一共生有四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老四是李旦。第一个有机会继承皇位的是长子李弘。公元656年，太子李忠被废黜，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弘为人忠厚，处世谦虚忍让，而且很具有政治才干，高宗和大臣们对他都很满意。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高宗想把皇位传给李弘。

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儿子来侵夺自己已经习惯专权的政治权力，而且儿子一旦即位，自己的权力梦特别是女皇梦就要破灭了。况且，李弘不是那么听武则天的话。于是，在权力和亲情之间，武则天选择了前者。公元675年，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24岁的儿子李弘毒死。

李弘死后，高宗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再加上原来的头疼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他已不能再操劳国家大事了，于是就想把皇位让给武则天。但是，朝中大臣们极力反对，武则天没能如愿，但这对于武则天却是个极大的刺激与鼓励。

李弘死后的一个月，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在处理政务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了权力将要离她而去了。所以，武则天指使人诬告太子贪恋女色，荒废政事。公元600年农历八月，李贤被废掉太子身份，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迫迁到巴州。

在李贤被废掉太子的第二天，三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683年，唐高宗病死，立下遗嘱，让太子即位，但国家大事还要听从武则天的意见，这成了武则天日后专权乃至成为女皇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显即位后就是唐中宗，他尊母亲武则天为皇太后。李显为人非常软弱，所以对于让他即位，母亲还是比较接受的。但中宗也没有将宝座坐热，仅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赶了下去。中宗即位后，想让岳父韦玄贞做宰相，但是父亲高宗临死时立的顾命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不可一世地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他，又能怎么样？”裴炎便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刻召集大臣们到了乾元殿，将中宗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深宫之中。幽禁中宗后，武则天把小儿子李旦推上了皇位，即唐睿宗。

武则天虽然让小儿子继承了皇位，但不许他处理朝政，一切大事都由自己来决定。逐渐地，武则天做女皇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武则天首先将东都洛阳改为神都，准备将来做都城用。她还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明显地是体现了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成了地官，礼部是春官，兵部是夏官，刑部是秋官，工部是冬官。御史台分成了左肃政和右肃政两台，由左台负责监察朝廷，右台负责纠察地方郡县。

武则天这些为以后做女皇的准备活动被一些大臣识破，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公元684年农历九月，原来被武则天贬出京城的徐敬业起兵反抗。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十多天便召集了十万兵马。唐朝著名诗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专门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据说武则天看了之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感叹这样的人才没有为她所用。可见，武则天在用人上还是用些气量的，也很爱惜人才。

武则天连忙调动了30万兵马迎战，让李孝逸领兵平叛。徐敬业不久便连遭失败，他和骆宾王先后被部将杀死。只用了40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之后，武则天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因为宰相裴炎在这次危机中不但不帮助武则天对付徐敬业，还以此要求她还政于睿宗，结果被武则天处死。然后，武则天又罢免了其他几个宰相，补韦方质、武承嗣、韦思谦为宰相。以后的两年内，武则天对宰相班子进行了频繁的调整，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执政集团。

为了给自己做女皇铺路，武则天在舆论方面利用迷信等手段来为自己树立威信。比如他的侄子武承嗣派人送一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头，谎称是来自于洛水。武则天十分高兴，遂改年号为“永昌”。武则天还接受了睿宗和群臣上的尊号“圣母神皇”。这在历史上是绝对没有的，原来的皇帝只有在死后才有尊号，武则天打破了这个惯例。

武则天为做女皇做的这些准备，遭到了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武力反抗，但不久就被平定了。从此，再没有人对武则天的权势提出过挑战。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教僧人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后来，她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之事。然后，她在重阳节这一天登基，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因此，武则天还把自己名字的“照”，改为“曌”，意为武氏王朝将如日月当空一样，长久永存。

武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为广揽人才，不计门第，不拘资格，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命人撰成农书颁行天下。她继续推行均田制，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营田，成效显著。她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在独掌政权时，还大修地方水利工程，并且以境内农田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国家粮仓储备充足、地方储粮富足、人口显著增加。

武则天掌权时期，也有很多过失。执政后，她多疑臣民不忠于自己，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严酷逼供，奖励告密，牵连了很多无辜的人。一些污吏刑讯逼供，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崇佛教、建寺院等活动，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宠爱男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

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排除万难和阻碍，在执政时期，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但是，她后期执政的弊端，使她的功过参半。

开元盛世

公元712年，唐睿宗让帝位给27岁的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他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相姚宋，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史称“开元盛世”。

玄宗即位之初就重用贤相姚崇和宋璟励精图治。姚崇讲究实行；宋璟坚持原则，守法则正。二人鼎力辅佐朝政，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玄宗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而且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姚崇提出的抑制权贵、不接受礼品贡献、接受谏诤、不贪边功等建议，玄宗不仅采纳而且严格执行。宋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又敬又怕。为改变当时的奢侈之风，玄宗下诏将皇帝服御和金银器玩销毁，重新造成有用的物品，交给国家使用；把珠玉锦绣在殿前焚毁，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准穿锦绣珠玉。在玄宗的倡导下，节俭成了时尚。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玄宗下令严禁建造佛寺道观、铸造佛像、抄写佛经，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并精减僧尼人数，从而扼制了寺院势力。

开元年间，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改革。

为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出刺诸王，即玄宗解除诸王皇亲国戚的兵权，让他们做外州的刺史并严格限制他们，使他们不能掌握一地的军政大权，从而无法叛乱，而且规定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减少他们和京官接触的机会。对那些功臣权势，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官职或让他们出任地方官，这就消除了动乱的隐患。

为强化皇权，玄宗裁减冗官，加强吏治，革新政治。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的现象，玄宗下令免去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撤销、合并闲散司、监十余所，从而精简了官僚机构，节约了开支。同时健全监察机构，严格选拔官吏制度，赏罚严明。玄宗对官员实行严格的考核，在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不及格的45人立即被罢免。另外他还鼓励官员外任。

玄宗比较注意发展经济。开元初年，流民人数巨大，玄宗采取检田括户、抑制兼并的措施，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和土地，安置逃亡人口，将籍外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就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增加了国库收入。其次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当政期间，全国共兴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全唐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

玄宗即位后的一系列改革，使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国力强盛、社会繁荣昌盛，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开元二十年天下人口786万户、4543万人；开元二十八年，天下人口841万户、4814万人。唐都长安有人口百万，是著名的国际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代不仅商业发达，而且对外贸易兴旺，往来于唐和波斯、天竺、大食等地的商船络绎下绝。数以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居住在长安。开元五年至二十一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均在550人以上。气象万千的长安就是开元盛世的最好写照。

安史之乱

公元742年，唐王朝改元“天宝”。玄宗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他们便成了这些地区的土皇帝。胡人安禄山做了平卢节度使，管辖河北北部地区。这个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奸诈狡猾，可外表上却装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他缺少心计，对他不加防范。

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不下拜行礼，左右的人都责备他。他却装成一副傻样子问皇帝：“我是不识礼节的人，可太子是什么官呢?”玄宗说：“等我死了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他。”安禄山仿佛恍然大悟似地说：“我真是太愚蠢了，只知道有皇上，却不知有太子，真是该死!”这才给太子叩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玄宗说：“我受到陛下您过多的恩宠，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加报，就希望我能代陛下您死吧!”由于他憨厚的样子，又装得特别像，竟然使玄宗感动不已。

安禄山也跟李林甫一样，收买后宫的宫监和嫔妃，替他传递宫中的消息，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玄宗越来越喜欢安禄山了，不时把他召到京城。李林甫投皇帝所好，也开始拉拢安禄山。李林甫善于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出口，李林甫就替他说出来了。安禄山越发折服，竟以李林甫为神。有一次在中书省见面，天气很冷，李林甫便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很感动，亲热地称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在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以后，安禄山首先便问：“十郎怎么说?”如果使者传达的是李林甫的好话，安禄山就大为高兴。如果使者说：“十郎要你好生察看。”安禄山便失望地反手拍打床栏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安禄山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路来蹒蹒跚跚，十分笨拙，但在皇帝面前跳起《胡风舞》来，却是轻巧灵活。玄宗曾问他：“你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只装着一颗忠诚于皇帝的赤心啊!”玄宗在长安给安禄山建筑府第，派太监去监工，吩咐说：“好好地布置，安禄山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府第建设得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一些王府。

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得庞，就又来了一次表演。有一天杨贵妃坐在皇帝身边。安禄山进来后先去给杨贵妃行礼叩头，然后再前拜皇帝。玄宗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回答说：“按胡人的风俗，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玄宗开玩笑说：“那么你方才是拜见母亲!”安禄山趁机说：“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粗笨的儿子，我愿意终生孝顺。”杨贵妃觉得挺好玩，便欣然答应。玄宗也来凑趣，还要让贵妃给安禄山来个洗儿礼。三个夫人也来送小儿的小衣小帽，尽做姨娘的情分。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喧闹一场。接着玄宗就提升安禄山做御史大夫。

安禄山一直伪装得很好，欺蒙住玄宗，做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领土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安禄山暗中招兵买马，做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15万人，还大量招收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用胡人做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冬天，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以“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公开发动叛乱。安禄山发兵7万，号称20万，向南进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地区，打到长安，推翻唐朝，自己当皇帝。

从天宝年间以来，唐朝的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军队毫无作战的准备，没有战斗力，加上这一带本来就是安禄山直接统治的地区，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各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接叛军，有的弃城逃走，有的被叛军擒杀。叛军没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席卷了这一大片地区。叛军得逞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长安，这时候，昏庸了的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是真的反叛了。他匆忙调兵遣将，增募军队，部署平定叛乱。可是这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仓促上阵，哪里是叛军的对手?叛军打过黄河以后，向西、南、东三面继续攻城略地，一路势如破竹。在野蛮残暴、掠夺成性的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奸淫杀掠，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天宝十五载，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直抵京城长安东边的大门潼关。接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立起反动的割据政权。

安禄山的叛乱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唐王朝统治更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唐后期政治上的最严重的问题。溯其渊源，与唐朝兵制的改革有关。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以前实行府兵制，当时军府多在关内、中原地带，“内重外轻”。开元后期，府兵制瓦解，实施募兵制，节度使长期专兵，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锐减，成为“外重内轻”之势。安史之乱后，国力大衰的唐朝无力消解归降的安史余部，便授以节度使称号，以为笼络之计。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的许多节度使权力加重，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藩镇割据日渐形成，统一的唐朝被肢解，四分五裂，战祸迭起。

唐朝的藩镇大小与作用各不相同，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其中为害最甚的是河北三镇，即李宝臣占据的成德镇、田承嗣占据的魏博镇、李怀仙占据的卢龙镇。三人皆为安史旧部，归降唐朝后演变成独霸一方的军阀。除河北三镇外，还有相卫镇、镇冀镇、淄青镇、宣武镇、淮西镇等。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置文武将吏，赋税不入朝廷，节度使一职，或父子相传，或由兵将拥立，俨如独立王国，时而叛唐，时而联合，不受中央节制。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敢抗拒唐朝中央，并且大言道：“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智光能之。”可见藩镇的嚣张跋扈已达极点。唐朝廷虽弱，仍然和藩镇割据势力作了一系列斗争，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四镇之乱”。德宗时期，李惟岳擅承李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廷对这两起子承父职的行为不予认可。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反唐，演成四镇之乱。梁崇义、李惟岳在与唐军作战时败死。之后，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又联合抗唐，这次叛乱称为“四王之乱”。由于唐军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令，去掉四镇王号，名义上归唐，事实上仍由他们各据一方。第二次是“奉天之难”。783年农历正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在河北诸镇支持下自称楚帝。唐德宗发兵进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泾原兵东下勤王，路经长安时，当地不仅未给赏赐，反倒犒以粝食，激起泾原兵变。军队攻入长安城，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此即“奉天之难”。兵变军队拥立原卢龙节度使朱眦为帝，国号秦，后改为汉。唐德宗在各地勤王军队协助下，历时近一年才收复长安，消灭了朱眦。第三次是唐宪宗实行削藩政策，取得短期效果。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统率全军，进讨淮西。唐将李恕雪夜率9000士兵突袭蔡州，生俘吴元济。这是唐中央政府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对藩镇的胜利。此后，淄青、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并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宰相李吉甫在一年多时间里，调换了36个节度使，是唐朝廷抑制藩镇势力的一个强有力措施。然而，这一局面仅维持了三年，820年，宪宗被宦官谋杀后，河北三镇又相继反叛，藩镇割据再次抬头，一直延续到唐亡。

藩镇割据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危害极大，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其目的之一便是削弱藩镇，然而仅昙花一现。日益走向衰败的唐王朝已无力回天，藩镇割据势力依然跋扈嚣张。

黄巢起义

唐朝后期，统治黑暗，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重，农民四处逃亡，社会动荡不安。从肃宗开始，唐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严禁私盐贩卖，盐价猛涨。许多百姓买不起盐，许多人从事食盐走私活动，因此私盐贩子越来越多。他们组织武装，反抗官府的追捕，和逃亡的农民联合起来，成为反唐的重要力量。

唐僖宗初年，河南、山东一带连年天灾，庄稼颗粒不收，许多人以草籽、槐树叶充饥，而官府只知向百姓搜刮。于是，唐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里爆发。875年，山东人王仙芝率众首先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起义军席卷山东。同年，山东人黄巢率众响应，两支起义军汇合在一起。王仙芝、黄巢以贩私盐为业，他们在武装贩卖私盐的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起义军在王仙芝、黄巢领导下，日益壮大。朝廷见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调集兵马，诏令淮南等五节度使镇压义军。王仙芝、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各地官吏闻风丧胆。唐朝政府在调兵遣将进击义军时，又封官招降。在诱降面前，王仙芝动摇了，黄巢严厉地斥责他。义军也群情激愤，义军内部由此分裂。黄巢率军北上，王仙芝继续转战湖北，后来被杀害，余部投奔黄巢。义军推举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立了起义政权，定年号为“王霸”。

为了发展起义力量，黄巢自北南进，转战大半个中国。黄巢率领10多万义军渡过长江，不久攻克广州。黄巢在广州发表檄文，揭露唐朝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的腐朽统治。不久，黄巢挥师北上，60万大军渡过长江，攻占了东都洛阳，接着，又突破潼关。唐僖宗在田令孜的挟持下逃往四川。公元880年，起义军进入长安，黄巢即位称帝，建立大齐，年号金统。黄巢任命尚让为宰相，朱温等人为大将军，没收官僚和富豪的财产分给百姓。

起义军攻占长安后，没有乘胜追击西逃的僖宗，也没有及时对长安以外的中央禁军和藩镇势力乘胜追击。义军长期流动作战，所经之地包括洛阳在内也没留兵设防，致使唐军有机会进行反攻。881年，唐政府号召各地节度使进攻起义军，又联合沙陀族贵族李克用围攻长安。黄巢与各路唐军展开殊死搏斗。在这紧要关头朱温叛变降唐，黄巢被迫撤出长安。起义军节节败退，而尚让又临阵投降。884年，黄巢被困于狼虎谷，被迫自杀。

长达10年之久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唐朝政权，导致统一王朝彻底地大分裂。黄巢虽没有灭亡唐朝，但土崩瓦解的唐王朝已名存实亡。

陈桥兵变

赵匡胤出身于河南洛阳将门之家，胆识过人，武艺超群，21岁时投奔郭威，成为郭威帐下的一名士兵。951年，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契丹入侵，太后命他统军北征。后汉大军渡过黄河，到达澶州时将士们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郭威率军掉头南行，加后汉京师开封，建立后周。赵匡胤也逐步升为滑州副指挥。

不久，郭威病逝，其养子柴荣即位，就是周世宗。柴荣有雄才大略，他南征北战，同时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即位之初，北汉勾结契丹大举攻周，柴荣率军亲征。双方在高平大战，世宗亲冒矢石督战，当后周军队形势危急时，禁军将领赵匡胤和张水德拼死保护柴荣。高平大捷后，赵匡胤被提拔为禁军高级将领，负责整编禁卫军。他精心挑选武艺超群的壮士，组成勇敢精锐的殿前诸班，这以后成了后周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世宗也由此开始了他“十年平定天下”的战略行动。几乎每次征战，赵匡胤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周世宗的得力虎将。正当柴荣开拓疆土、北征辽国时，不幸英年早逝。

世宗在征辽途中捡到一块木牌，上写“点检做天子”，心中就有几分猜忌。当时张永德任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他又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柴荣担心禁军将帅权势过重会发动政变，就匆匆撤掉了张永德，换上了赵匡胤。但这却使赵匡胤的实力更加雄厚，他做了禁军的最高统帅，掌握了后周军权。

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当时，主少国疑，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后周局势不稳。赵匡胤野心急剧膨胀，他与其弟赵匡义、亲信赵普密谋策划兵变。他们把禁军中的统帅换上自己的亲朋故交。赵匡胤战功累累，对部下能够恩威并施，因此许多将士诚心归服。后周宰相范质性情率直、廉洁自持，根本无法左右乱世局面；禁军统帅韩通有勇无谋，不为军界所服，他的儿子曾劝他早日铲除赵匡胤，韩通却没有听从。

960年，赵匡胤使人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真假不辨，慌忙派遣赵匡胤出兵御敌。韩通的儿子见此形势，劝父亲趁赵匡胤入府辞行时杀掉他，但韩通没有答应。于是，赵匡胤顺利地率军出发了。当晚赵匡胤驻扎在开封20千米的陈桥驿。酒后，赵匡胤假装酒醉卧床睡觉。通晓天文的苗训声称天上出现两个太阳，那个正在上升的太阳是赵匡胤。于是，全军都知道了上天的旨意，便鼓噪而起，嚷着要立新主。赵匡义、赵普趁机推波助澜，与将领们商议兵变，将领们早有此心，同意立点检为天子。赵普以共保富贵为由，要士兵们听从指挥，并派人回京通知石守信、王审绮等做好内应准备。第二天清晨，呼声四起，声震原野。赵匡义叫醒赵匡胤，将他扶出来，将领们不容分说，就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众将士跪拜高呼万岁。赵匡胤假意拒绝后，宣布若要他做皇帝，必须听从他的命令：不得纵兵劫掠，对幼主、皇族、朝臣加以保护等。众将表示唯命是听后，赵匡胤带领禁军回开封。石守信等在城内接应。入城后，禁军秋毫无犯。后周文武大臣束手无策，只有韩通企图反抗，结果被杀。将士拥逼范质、王溥出来，他们后悔莫及，被迫承认赵匡胤代周自立。于是，赵匡胤登上皇位，宋朝正式建立。

赵匡胤仿效郭威澶州兵变，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而实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开创了大宋的百年基业。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用计夺了周朝江山，自己做了宋朝开国皇帝之时，正是重重矛盾交加之际，赵匡胤胸有成竹，勇敢地面对各种矛盾。

为了防止后周残余势力东山再起，他采取安抚策略，让周世宗的符皇后、刚做不几天皇帝的孩子柴宗训迁往西宫，进行封赏，命令有关人员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对后周文武大臣仍旧留用；对拥护他称帝有功的人予以重赏：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锋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赐皇弟赵匡义为殿前虞侯，改名光义。

赵匡胤对有功人员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大加封赏，二是防范他们居功自傲。一位跟随赵匡胤打天下立了战功、现为京城巡检官的王彦升，半夜三更到宰相王溥家胡闹。王溥系后周留用官员，王彦升没把他放在眼里。第二天，王溥向赵匡胤反映了此事，赵匡胤毫不留情，撤了王彦升的职，使后周留用的大臣很受感动，从心里拥护这位宋朝开国皇帝了。

对于不愿归顺宋朝的几个节度使，赵匡胤不慌不忙，一个个把他们制伏。

赵匡胤为了了解民间实情，经常微服私访。赵普劝他小心，防止大臣生变。赵匡胤说：“这些重臣，都与朕故交，不致生变，卿不用多虑。”赵普说：“臣不是疑虑这些人不忠，而是看他们不是帅才，难以统率部下。一旦军中有人胁迫他们谋反，恐怕不得不听啊!”

这句话说到赵匡胤的心里，他也担心将来发生这件事。赵普建议他把一切权力都归自己，赵匡胤暗暗点头。

第二年秋天，太祖赵匡胤召赵普入殿推心置腹谈话。他说：“自唐(后唐)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8姓、12人，战乱不止，百姓遭殃，是什么原因?我拟平息兵患，定出长治久安计策，你看应怎么办?”

赵普说：“唐以来战乱不止的原因，是地方权势太大、君弱臣强。陛下要寻治国之计，只要削夺节镇之权，将地方精兵归于中央，天下则必然安宁……”

赵匡胤原来也有这种想法，与赵普不谋而合，于是想出一条既文明又能达到目的的计策。

一天，赵匡胤让有司在偏殿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锋等结义兄弟。酒宴气氛十分融洽热烈，逐渐达到高潮。赵匡胤说：“我能有今天，全仰仗诸位鼎力相助，你们功德无量，我心中有数。可是，做皇帝太难了，一年多来，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

众人听皇上的头半截话时，都很高兴，听后半截话时，觉得有点不对。石守信问道：“陛下现在还忧虑什么呢?”赵匡胤说：“我与你们都是故交，话就直说了。这皇帝的宝座，谁不想坐呢?”

大家一听，慌忙离席叩头。石守信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平定，谁还敢有二心?”

赵匡胤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二心。可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没有异心呢?如果有人把皇上的袍子穿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

这一席话，竟把石守信等人吓哭了，让皇上指示一条出路。赵匡胤说：“人生短暂，转瞬即过。诸位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做官，买上好宅好地，为子孙后代立下不动之产业。再多买些歌女，每日饮酒作乐，平平安安过好后半辈子，君臣之间，两相无猜，岂不更好?”

众人立即明白皇上之意，连忙拜谢。大家接着喝酒，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酒宴。

次日，这些将帅们一起上表称病，不能入朝。赵匡胤很高兴，收回了他们的兵权，解除了后顾之忧，全部兵权集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赵匡胤又把禁卫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两部分，与殿前司统称“三衙”，任命资历浅的低级军官为三衙使。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扫除了历代禁卫军专横跋扈的风气。赵匡胤维系统治的第一步措施顺利实现，第二步是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力，第三步是灭掉五代十国中尚未归顺大宋的几个小国，最终目的是统一中国。

澶渊之盟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的天然屏障，直接关系着中原的安危。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开始，就开始与辽争夺燕云。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国力无法与辽抗衡，就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他曾积极储存钱帛，准备或以赎回的方式收回，或用这笔钱作军费，以武力攻取燕云。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统一北汉后，就亲征伐辽，要乘胜收复燕云。宋军初战时极为顺利，一直打到幽州，但辽军苦守坚城，幽州久攻不下。太宗率军在高粱河与辽国援军展开激战，结果在辽援军的夹击下大败。太宗身中两箭，匆忙乘驴车逃走。几年后，太宗趁辽国圣宗幼小、母后萧太后专政的机会，兵分三路北伐辽国。但由于东路军不顾进兵计划，贪功冒进，宋军大败。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朝廷内外谈辽色变，加上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及对西夏战争的失败，宋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广修河渠池塘，广植水稻和柳、榆林，阻挡辽国的铁骑。宋真宗即位后对辽更是以和为贵。辽军见宋朝软弱可欺，就不断遣兵南下，威胁宋廷。只是由于宋将杨延昭等人奋起抵抗，辽军才无法长驱直入。

1004年，辽国再次南侵。辽圣宗及萧太后亲披甲胄，督军30万，大规模南下，深入宋境内地，直抵澶州北城，离北宋首都开封只有一河之隔。北宋朝野震惊，宋真宗日夜焦虑，一筹莫展。大臣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迁都金陵，而大臣陈尧雯是四川人，主张逃往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主张抗战，并要求真宗亲征，以鼓舞士气。真宗虽恐惧辽国，也知道不能南逃，只好同意亲征。在寇准的极力督促下，真宗徘徊了一个多月才起驾北上抗辽。还未到战场，真宗就害怕得不敢走了，要返回京城。寇准赶快劝阻，真宗仍然动摇不定。寇准只好联合功臣高琼进谏，真宗无奈，被迫继续前进。

澶州城下，宋辽对峙。澶州跨黄河分为南、北二城，中间有浮桥相通。辽军统军萧挞览亲自视察地形，指挥辽军进攻宋军。宋军把箭弩装在阵前，全力防御。宋守将见萧挞览出阵，突然扳动弩机，百矢齐发，萧挞览中箭身亡。萧挞览是军中主帅，又是萧太后的得力助手，辽军见统帅未战而死，顿时士气低落。真宗来到澶州南城，上了浮桥之后，怕得又让停辇，高琼连吓带哄让卫士们簇拥真宗过了黄河。宋军见皇帝亲自驾到，士气大振。辽军见形势不利便主动提出和谈。而真宗本无抵抗之心，急忙答应与辽议和。他不顾寇准等人的反对，派使臣曹利用前往和谈，告诉曹利用哪怕赔百万白银也行。寇准不得已，告诉曹利用超过30万就杀了他。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辽主称宋帝为兄；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等。因议和地点在澶洲城下，故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军事有利的条件下订立的屈辱性条约。它开了赔款的先例，成了宋朝财政的重负和民众的重压。但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的战争，使边境相对稳定，宋辽两国由此保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

靖康之耻

公元1126年，完颜宗望率军攻打开封，由于李纲事先布置好了防守，金军死伤了很多兵卒，也没有攻下。完颜宗望正在帅帐中发愁，忽闻报宋使臣李税求见。完颜宗望想来使此时来见，必是求和的，心中大喜，立即下令“陈兵召宋使”。

李税本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一进金营大门，看到金兵凶神恶煞似地排成两道人墙，吓得腿一软跪着爬到了帅帐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想好的说辞也全忘了，见了完颜宗望只顾着一个劲儿地磕头。完颜宗望见宋朝派来的使臣如此懦弱，心想金灭宋指日可待也。半天李税才想起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结结巴巴地对完颜宗望说：“臣奉我主之命来与将军议和。”完颜宗望说：“既然是来议和的就得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休想让我退兵。”完颜宗望的条件是：一，宋纳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缎百万匹；二，宋少帝尊辽皇帝为伯父；三，把云、燕到宋地的百姓送还；四，割让河间、中山、太原三镇；五，送宋亲王、宰相到金朝为人质。李税一一记下，话都没敢多说，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开封城。

宋钦宗为了保住性命答应了这些条件，他派李邦彦大肆搜刮民财。几天后由张邦昌和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带着金银、三镇地图和议书到了金营，议和之事就这样定下了。完颜宗望也怕自己孤军作战，万一遭到宋军围攻，情况对自己不利，便退过黄河。金兵退走后宋朝君臣以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太上皇赵佶又回到了开封，孰料不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又分别率东、西两路大军杀向河南。一路上宋朝州、县的官员不是跑就是降，金军又轻而易举地攻到了开封城下。

由于上次金兵退后宋钦宗放松了守备，李纲也被派到了河阳任两河宣抚使，此刻朝中已无能人御敌，金军攻陷了开封，活捉了赵佶、赵桓父子，押解他们北上，从此北宋便结束了。这事件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历史上称做“靖康之耻”。

宋康王赵构到金营为人质后，装呆作傻被完颜宗望放了回来，金占据开封时赵构正在相州。赵佶、赵桓被掠走后，赵构到了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诸路统兵将帅宗泽、刘光世、韩世忠的拥戴下做了皇帝，改元建炎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宋。

金兵对宋朝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抗金，他们希望赵构能派兵支援，从而北定中原。可赵构称帝后，无心收复失地，非但不支持他们，反而解散了他们的队伍，百姓非常失望。

面对宋朝人民的反抗，金帝完颜晟意识到光用武力镇压是不行的，一定要收服民心，以安定局面，于是给宗望下了一道诏书，不得欺压当地的百姓。完颜宗望看到诏书后由衷地赞叹：“我主不愧为英明之君!”他命人立即传发下去。与他同为元帅的宗翰平日里杀戮甚重，由于品级相当，不便管束。如今皇上下了诏书宗望便差人给宗翰送了一份去。完颜宗望在接到诏书时已得了重病，没过多久就病死了。完颜宗翰乘机夺权。完颜晟命完颜家辅为右副元帅，接替宗望统率东路兵马。宗辅与宗翰继续对宋进攻，赵构被逼无奈跑到海上去了。

金灭北宋后，曾立宋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但后来被赵构杀了。天会八年(公元1130 年)秋天，完颜宗翰为了争夺权势，控制中原，听取了心腹高庆裔的意见，奏请金主完颜晟立宋降臣刘豫为中原之主，完颜宗翰又派完颜希尹去说服金主。完颜希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是他创造了金国的文字——女真文字。在完颜希尹的劝说下，完颜晟同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但要称金帝为父。刘豫先定都在大名，后又迁到了开封。

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正月二十四，62岁的完颜晟驾崩，阿骨打之孙，16岁的完颜亶做了金国皇帝。由于宗翰对他有拥戴之功，完颜亶封宗翰为晋国王，官都元帅太保，权势极大。宗翰是个专权又凶残的人，他在高庆裔的参谋下，制定了许多严酷的刑法压迫汉族百姓。朝中有很多人不满宗翰的作为。完颜亶虽授他任领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事，可对他也早已起了戒心。完颜亶年纪虽小，却聪明过人，自幼受汉文化熏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是新一代的女真少年。他对女真的旧俗痛恶至极，决心变革，废除旧制，推行先进的汉文化。

完颜亶登基第二年，为了削弱宗翰的势力，派宗磐、宗隽与他同领三省事。宗翰的权力一下被分掉三分之二，心里大为恼火。高庆裔又给他出鬼主意，让他联合一些不服完颜亶的旧臣谋反。宗翰尚在犹豫中，完颜亶却已经向他进一步下手了，完颜亶同太师宗磐暗中商定先找了个理由，把高庆裔杀了。宗翰又急又气，结果也一命呜呼了。宗翰死后，完颜亶彻底清除了他的党羽，连宗翰扶立的齐帝刘豫也被他派兀术给囚禁在金明池，废为蜀王。刘豫所占的河南、陕西等地在挞懒一伙人的倡议下给了宋朝。然而时隔不久挞懒谋反被杀，金帝命兀术率军伐宋，收回河南等地。兀术攻过淮河，赵构无力抵抗，请求议和。两国划淮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朝的疆域至此确立了。

绍兴中兴

靖康二年(1127年)农历五月，在抗金老将宗泽的支持下，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定都临安(杭州)，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初年，宋金之间依然争战不断。1141年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暂告结束，南宋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北方人纷纷迁移到南方来，使江南的劳动力有所增加。南宋王朝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注意安定人心，恢复生产，充实财源。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经济发展迅速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这段时期处于高宗绍兴年间，史称“绍兴中兴”。

宋王朝为安顿北方流民，采取了某些措施，规定在平江一带开垦农田的北方流民，免征三年租课；凡两年以上没人耕种的荒地，允许农民开垦，并贷给耕牛和谷种，或减低税额等。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南宋王朝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当地农业生产的好坏，并要求各县地方官在每年春季都要亲自到郊外向老百姓宣讲政府提倡农业的政策。几年以后，农业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那时，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也大大超过北方，除修复久被湮废的水利设施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圩田、涂田、沙田、梯田等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也有改进，江浙农民深耕熟耨，土细如面，实行“靠田”、“还水”耕作法，遇旱不枯，可保丰收，一般上等田，可亩产五六石，因此当时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北人南迁，南方人种麦也渐增多。植棉区已从两广和福建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

这时手工业也发达。丝织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分工细致，品种繁多，产品精致。从此以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被服原料。由于海上交通日趋兴旺，又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明州、泉州、广州成为造船中心，制造大型海船，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制瓷业规模宏大，景德镇是当时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有饶玉之称”。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

南宋时期，江南一带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如临安、镇江、平江、建康、泉州等。都城临安，更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盛，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优特产。市内出现了不少的市、行、团等商业组织，既收购各地土货和各类物品，又批发出售商品。

宋、金虽为敌国，但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供商人贸易。另外，民间私下交易也不断，南方的铜镜、瓷器、书籍在北方市场屡见不鲜。南宋的海外贸易超过北宋。高宗绍兴末年，市舶年收入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2倍多。由于商业和外贸的发展，纸币成为南宋市场的主要交换手段，除四川仍使用“交子”外，户部还发行了“会子”。

蒙古统一

要了解元朝的历史，必须从蒙古说起。唐朝时候，在我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一带，居住着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叫室韦蒙兀。室韦是一个很大的部落联盟，室韦蒙兀是其中的一个小部落。到唐朝末期(公元9世纪末到10世纪初)，室韦蒙兀人开始向西迁移，在蒙古高原的肯特山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蒙古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部逐渐繁衍成许多小部，其中乞颜部又是这些部落的核心。乞颜部中的孛儿只斤氏是统治各部的首领，所以它被称为“黄金家族”。到公元12世纪时蒙古高原上除了蒙古部以外，还有强大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盔部、篾儿乞部、汪古部、翁吉剌部等数以百计的部落。在长时间里，他们之间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结下了不解之仇。

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的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当天，也速该带领部众袭击塔塔儿人，取得了胜利，抓到了两个战俘，才返回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边的老营基地。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速该把刚刚生下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意为“精钢”。

因为蒙古部和塔塔儿部常年互相攻打，所以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想替他物色一个未来的妻子，于是把他带到他母亲的亲戚那里去。途中，也速该遇到了翁吉剌部的德薛禅，德薛禅听说也速该要给儿子定亲，就把自己的女儿孛儿帖说给了铁木真。于是，也速该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里，独自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遇着一群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这时候，他又渴又饿，便按照草原部落的习惯下马参加了他们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这是仇人也速该，就在饭菜中下了毒药。也速该吃完饭，忍着疼痛赶路，勉强回到家里，不久就死去了。

也速该死后，他的属部和武士们看到乞颜部的势力渐渐衰落，都纷纷离开了。过了几年，原来的属部泰赤乌部的奴隶主担心铁木真长大以后会来报仇，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铁木真抓来，给他戴上木枷示众。有一天，铁木真乘泰赤乌部人举行宴会的机会，用枷锁打倒了看守人，在奴隶锁儿罕夫剌父子的帮助下，逃回家中。为了防止再遭袭击，他把全家迁到肯特山去居住，并和孛儿帖结了婚，以便取得吉剌部的支持。可是，婚后不久，他又遇到篾儿乞人的袭击，在仓促逃命的时候，他连妻子也来不及带走，使孛儿帖成了篾儿乞人的俘虏。

挫折和灾难磨炼了铁木真的意志，他决心光复父亲的事业。

他懂得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只有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些部落奴隶主的支持，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于是，他忍痛把妻子的嫁妆黑貂裘献给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称他为义父，又和札答剌儿部的首领札水合结为兄弟，取得他们的支持。果然，他们联合出兵打败了篾儿乞人，夺回铁木真的妻子，这次胜利使铁木真开始恢复元气。许多旧时的属部、勇士们，又纷纷回来了。1189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一些奴隶主拥戴铁木真为汗(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铁木真的胜利引起了札木合的不快。正好札木合的弟弟由于抢掠铁木真的马群被蒙古部人杀了，札木合找到借口，便发动了他所属的十三部三万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也把自己的三万士兵分成十三翼迎战札木合。双方在克鲁伦河畔的答兰巴勒主惕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被打得大败。但是，由于札木合残酷地杀害俘虏，引起了他部下的不满，他们毅然脱离札木合，投奔到铁木真部下。铁木真转祸为福，反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塔塔儿部首领篾古真反抗金朝，金朝皇帝命令大将完颜襄率兵攻打塔塔儿。完颜襄约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为主，从此脱斡里勒汗就被称为“王汗”；封铁木真为“札兀忽里”(前线司令官)。铁木真正式接受了金朝的封职。这次战斗，铁木真不仅报了仇，还虏获了塔塔儿的部民和牲畜，从此，他的力量更雄厚了。

1201年(金章宗泰和元年)，铁木真击败了札木合。第二年，他又全歼了残余的塔塔儿人。这样，铁木真就统一了东部蒙古。

但是在西边还有许多部落，其中离得最近的是强大的克烈部。王汗脱斡里勒面对铁木真咄咄逼人的锋芒，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此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时候，铁木真为他的长子术赤向王汗的孙女求婚，遭到王汗的拒绝，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1202年春天，王汗假装同意铁木真的婚约，想骗他来赴宴，乘机把他杀死，不料计谋泄露，王汗立即对铁木真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措手不及，只好带着十九个人仓皇逃走。他们退到班来泥河(沼泽的意思)地方停驻下来。这里没有人烟，没有粮食，他们只得喝浑水止渴，射野马为食。这一段时间，是铁木真统一全蒙古过程中最艰苦的日子。所以，当他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把“同饮班来泥河水”的人都封为功臣。

后来铁木真退到贝加尔湖以东的地方，他一面向王汗求和，一面利用喘息时机，收集溃军。到这年秋天，他的军事实力又恢复了。王汗却骄傲麻痹，在自己的驻地欢庆胜利，整天欢歌艳舞。铁木真暗暗派兵包围了王汗的驻地，突然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占领了王汗的金帐。王汗逃到鄂尔浑河畔之后，被乃蛮人杀死了。

消灭了克烈部之后，铁木真在1204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夏天，亲率大军出征乃蛮，在一次激战中，杀死了乃蛮部的首领塔阳汗。从此，铁木真的威名震动了蒙古高原，其他部落再也不敢同他争锋了。篾儿乞人闻风丧胆，他们的首领逃到很远的地方。汪古部主动前来归附。到处逃窜的札木合被他的部下绑了送交铁木真，最后被铁木真处死。这样，铁木真就完成了统一全蒙古的大业。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全蒙古的奴隶主们在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聚会的意思)，一致推举44岁的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并且上尊号为全蒙古的大汗。“成吉思”是蒙古语“强大”的意思。

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大汗，标志着蒙古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几个世纪以来，蒙古各部互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在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各个部落，逐步形成了勤劳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以后，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政权。他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创了一套新的制度。他把全体蒙古牧民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任命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为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凡是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都编为士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他任命失吉忽完忽为“杜鲁忽赤”(断事官)，把民事和刑事案例编成“札撒”(习惯法)；他还委派兀孙老人掌管宗教事务；命令畏吾儿(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让奴隶主子弟学习使用，使蒙古人第一次有了文字。

成吉思汗把蒙古族人从金朝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把互相残杀的蒙古各部统一起来，使蒙古民族在中国和世界舞台发挥重大的作用。

南宋灭亡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之子，蒙哥之弟。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四子托雷曾临时担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即太宗。太宗死后，将汗位转给托雷之子蒙哥，即宪宗。忽必烈则为藩王。在太宗担任汗位时，忽必烈就已显露出与其他皇室子弟的不同之处，他经常同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士聚会联系，虚心向他们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他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子的方向发展。

汉儒刘秉忠曾对忽必烈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通过这些汉儒幕僚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有了充分的了解。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

1251年农历六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继承汗位。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就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关中地区作封地。

由于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进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忽必烈所掌管的漠南地区已是一片荒凉之地。窝阔台即位之后，形式稍有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索取，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然而，新政实行不久，由于遭到蒙古贵族的激烈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情况更为严重。登基伊始，蒙哥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战，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而且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为了逃避债务催逼，人们纷纷逃亡，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新措施，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族法令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大大扭转了这种局面。

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台，金朝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在蒙古军入侵之后，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居民急剧减少。忽必烈决定以邢台为试点，派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台。他们到邢台后，齐心协力，革除贪暴，积极安民，不到数月，人口便增加了几十倍。忽必烈从邢台改革的效果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文人，逐步委以重任，又派遣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蒙古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乱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斩首示众，这样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

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相当部分的财权。

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忽必烈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慢慢恢复，为他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损坏了那些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

忽必烈的日益壮大，引起了哥哥蒙哥的疑虑。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疾，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忽必烈处境十分不利！当时，忽必烈虽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却都在蒙哥手里，因而断难与他一决雌雄。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将妻子、儿女送去做人质，表示自己并无异志。随后，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忽必烈也撤销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新征宋。在征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公元1259年春天，蒙哥兵分三路，南下灭宋。他亲率一队主力进入四川。农历八月，蒙哥在合州遭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多日，蒙军受到重创。这时，忽必烈正率领军队，越过淮河，准备强渡长江。不久，忽必烈接到消息，蒙哥在合州攻城时被宋朝军队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请他速速北返。

忽必烈思索再三，决定继续率兵强渡长江，把宋军守城鄂州团团围住。但由于城内宋军的拼命抵抗，蒙军久攻不下。这时，忽必烈又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其弟阿里不哥正在加紧策划，准备继承王位，请他务必北返。忽必烈这才放弃攻宋，整顿内乱，以防腹背受敌。他同宋军妥协议和，以江、淮一带为中立地带，然后率领大军开始向北回撤。

公元1260年农历三月一日，忽必烈到达开平，在众将领和部分蒙古贵族的帮助下，抢先宣布登上了王位。

根据蒙古国的习俗，继承汗位，必须在蒙古人的发祥地进行，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才算合法。而忽必烈在开平继承汗位，是有违蒙古人的传统习惯的。因此，他的行为引起了不少贵族诸王的不满。特别是早在忽必烈南征未归时，其皇弟阿里不哥就已经拉拢一些人在策划夺取王位。当阿里不哥听到忽必烈自立为王以后，也于1260年农历五月在阿尔泰山的驻夏之所，宣布继承王位，与忽必烈相对抗，从而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内乱。

当时，阿里不哥占有明显的优势，他驻守和林，有控制蒙古本土的便利。在蒙哥死后，他一面以监国身份为蒙哥举哀发丧，一边调将布兵，以阻防忽必烈。他先命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四方；又命玉木忽儿率领东路大军，出和林、越漠北，谋取开平；再命阿兰答儿率领西路军，下河西走廊，企图与屯守在六盘山的浑都海部会合，以形成对忽必烈的包围形势。当时的关中地区最为复杂。蒙哥死后，他所带领的伐宋主力，退回到六盘山屯守，与原来驻守部队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在即位前就任刘太平、霍鲁怀到陕西任职，企图控制陕川。这两个人都是忽必烈的死对头，如果驻守在六盘山的这支劲旅悍然进攻京兆，秦、陇、陕、蜀之地将尽为阿里不哥所有，对忽必烈构成致命的威胁。

忽必烈即王位后，首先采取的军事措施就是先派廉希宪、商挺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安抚关中。当他们得知刘太平、霍鲁怀前来联系六盘山驻军，图谋作乱时，便采取断然措施，将此二人杀死。忽必烈遂令陕西、四川宣抚使八椿节制诸军，又令汪惟良征集秦陇、平凉等地部队，加强关中防务，严密监视六盘山部队。值得忽必烈庆幸的是六盘山驻军不但没有乘势直捣京兆，反而因久驻思归，竟沿河西走廊北撤，这就大大缓和了关中的局势，使廉希宪有机会调部队加紧布防。北撤大军到甘州后，碰上阿里不哥派遣的阿兰答儿部，两军会合后，除一部分继续北撤外，大部分又折回南进。到达甘肃山丹县后，阿里不哥的部队正好同八椿、汪惟良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阿里不哥所属的军队大败，阿兰答儿、浑都海先后被杀。忽必烈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部队亲征阿里不哥的驻地和林。阿里不哥闻讯逃亡谦州，忽必烈在第一阶段的交锋中终于占据了优势。

公元1261年农历九月，阿里不哥经过一番休整，假意归顺忽必烈，带领部队前往和林。等到达和林后，他采取袭击战的方式，击败忽必烈所属的也先哥部，随之占领和林，接着又挥师南下。忽必烈赶忙命令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部汉军与阿里不哥军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地。双方激战数日，难分胜负。至冬，阿里不哥率部北撤，忽必烈部南返。第二年春天，阿里不哥带部队进驻阿力麻里地区。由于阿里不哥治军不严，纵兵烧杀抢掠，内部将领互不团结，导致军力日衰。公元1264年春天，阿里不哥部又闹起饥荒，民怨沸腾，兵士四处逃散。阿里不哥被迫无奈，于当年农历七月归降忽必烈，不久后因病死去。

阿里不哥虽然被打败了，但忽必烈还要应对中原汉族军阀李璟的叛乱。李璟原是成吉思汗南侵时，农民起义将领李全之子。李全后来率起义军投降了蒙古，在攻南宋时战死。其子李璟承袭益都行省职，成为山东军阀，臣服蒙古。忽必烈继王位后，李璟暗中招兵买马，囤积军粮，赶制兵器，准备谋反。当忽必烈同阿里不哥内部相争的时候，李璟加紧了叛乱的步伐，后被人发觉，密告忽必烈。当时，忽必烈正同阿里不哥打得难解难分，无力兼顾，便采取重金收买的方式，稳住李璟，并授予高爵，以换取后方的暂时安定。

尽管忽必烈对李璟采取拉拢收买的办法，可李璟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打得正紧，于1262年农历二月三日，公开举行叛乱。他将涟、海等州献于南宋，遣使请求南宋支援。忽必烈立即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路军马，讨伐李璟。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蒙汉部队围攻李璟，将李璟困于济南城中。李璟向四处求救，希望得到山东、河北等地军阀的响应，但是响应者无几。数月之后，城中粮尽，李璟无计可施，便投大明湖自尽，由于水浅未能淹死，被蒙军抓获，随后被斩杀。李璟的叛乱很快被平息了。

忽必烈在平定了内乱之后，又开始进行了对南宋的战争，决心统一全国。

这时，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已彻底腐败。宋理宗赵昀不理政事，阎妃受宠乱政，与宦官董宋臣狼狈为奸。他的后继者宋度宗赵禥、恭宗赵更是昏庸无能，横征暴敛，使江南人民受尽了苦难。

公元1267年，忽必烈以南宋当局扣留信使为借口，命阿术为主帅，举兵大规模进攻南宋。他采取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江、汉之间的军事重镇襄、樊两城。公元1271年农历五月，又令四川等地军队水陆并进，包围襄樊。襄樊两城军民奋勇抵抗，坚持固城战斗达五年之久。忽必烈久攻不下，便采取张弘范之计，先切断襄、樊两城水上联系，又集中力量先攻陷樊城。襄城守将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忽必烈。

襄、樊是通向江南的大门，占据了襄、樊后，忽必烈兵分两路，一路从两淮方向进攻，牵制宋兵；一路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入长江，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在强大的蒙军面前，谢太后、宋恭宗赵只好投降了忽必烈。南宋随之灭亡。

忽必烈统一全国，不仅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表明了他有一套经略中原的政治策略。早在公元1271年农历十一月，他就公开宣布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并且完全采取了中原历代帝王统治中国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了统一全国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南宋的灭亡，一个规模空前、全国一统的封建王朝又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原数百年的混乱从此结束。

明朝建立

1328年农历九月，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朱元璋兄弟姐妹共8个，朱元璋最小，乳名重八，加入郭子兴起义军后，才正式取名元璋。

因为家贫，童年的朱元璋没有上过私塾。他常和小伙伴们去村子旁边的皇觉寺玩耍。寺内的住持见他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便教他识文断字。朱元璋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天长日久，便也粗晓一些文字。几年之后，迫于生计，朱元璋不得不到村中地主刘大秀家放牛。

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遇连年灾难，大旱、蝗灾、瘟疫纷沓而至。短短几个月的工夫，村子里就死去了几百口人。灾难也降到了朱元璋家，他的父母先后染病身亡。不能独立谋生的朱元璋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曾在皇觉寺许过愿，长大舍身当和尚。没有办法，他只好入皇觉寺剃度为僧。

寺庙是靠收租和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度日的。朱元璋投靠时皇觉寺里已有几十个和尚，僧多粥少，坐吃山空，不久就无米下锅了。无奈，住持只好将徒弟一个个打发去云游四方，自谋生路。因此，刚进寺没多少天的朱元璋也只得头戴破帽，背上小包袱，告别皇觉寺，穿城越村，加入了化缘讨饭僧的队伍中。

公元1348年，流浪异乡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继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公元1351年，农民领袖刘福通在颍州起兵反元，随后全国各地义军四起。身居佛门的朱元璋毅然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

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部队后，非常勇敢，每次冲锋陷阵总是冲在前面。同时又因为朱元璋识得一些字，深受元帅郭子兴的器重，每次作战，总让他伴随左右。不久，他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后来，朱元璋又成了郭子兴的女婿，地位倍增，兵士亦另眼看待。

公元1353年春天，征得郭子兴的应允，朱元璋回到家乡，竖起红巾军大旗，募集兵马。半个月的工夫朱元璋就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这些人，后来一直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成了起义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徐达、汤和等人，这些人能文能武，为朱元璋登上皇位出了大力。

朱元璋招募英才，率兵而归。郭子兴十分高兴，于是提拔他担任镇抚总管，令所募英才归他统率。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局促濠州，经与徐达密议，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即带着徐达、汤和等人南下定远，开辟新天地。

朱元璋占据定远后，威声大振，有不少义军主动归附，朱元璋的力量不断壮大。公元1355年，郭子兴患病身亡，刘福通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义军的副元帅。不久，两位副帅相继战死，朱元璋又被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调动指挥了。

公元1356年春，朱元璋亲率军队攻占金陵之后，改金陵为应天府。朱元璋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以应天府为中心，先后迅速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衢州等地，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

公元1357年，朱元璋接受名儒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还按照朱升的策略，不断扩充兵力，加强训练，提高将士作战的水平。同时，朱元璋在战事频繁的空隙中，抓紧粮食生产，抽出一些将士，利用战争的空闲时间开荒种田。几年的时间，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军队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了大量的剩余，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势力范围内农民的负担，军民皆大欢喜，使朱元璋的起义军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经过数年积蓄力量，开拓疆土，朱元璋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当时，雄踞东方的张士诚占据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富庶地区。独霸西方的徐寿辉以武昌为中心，控制了湖广、江西的大片肥田沃土。随着朱元璋军事实力的不断强大，他与各个义军割据政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决战随时会展开。

公元1360年，徐寿辉的部将陈友谅在江州将徐寿辉杀死，并称帝，定国号为汉。陈友谅同张士诚合谋共同举兵，进攻应天，企图顺江而下一举消灭朱元璋的队伍。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重大胜利。鄱阳湖之役后，朱元璋的领土已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地广兵多，局面打开了。

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势力后又开始向张士诚发起进攻。不久，朱元璋率领他的红巾军攻占了张士诚盘踞的长江下游大片地区后，又制伏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谅，并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此时，除四川、云南外的整个南部中国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随后，朱元璋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最后的大决战。这时的元朝政权在红巾军连续的沉重打击下，加之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兵北伐，到次年农历四月间，北伐军实现了对元朝大都的包围。在北伐军横扫中原，直逼大都的时候，元军却因皇位的争夺而忙于内战。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慌忙调集正内战不休的队伍，南下迎战。但疲惫的元军哪里还有战斗力，逢战必败。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后妃、太子狼狈逃往上都。

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国号大明。册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大封文武百官，给功臣名将加官晋爵。农历八月，徐达统领大军攻进大都，元朝政权宣告败亡。接着，徐达、常遇春攻占了北方诸省。1371年，朱元璋又遣水陆两军，平定了四川，1382年平定了云南。1387年，元朝丞相纳哈出降辽东。至此，除漠北、新疆外，全国已基本在朱元璋的统治下。

靖难之变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公元1360年朱棣出生，11岁被封为燕王，17岁迎娶徐达长女，21岁就藩北平。公元1398年农历五月，朱元璋病故，因太子朱标早死，由22岁的皇太孙即位，年号建文。皇太孙朱允炆生长于宫中，喜读书而统治经验不足，在齐泰、黄子澄等同谋下，登位不久，即对拥有兵力、对帝位有威胁的诸叔王采取了“削藩”的政策，自即位后三个月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以各种理由削除了周、湘、齐、代、岷5位藩王，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杀燕王护卫头目2人，并切责燕王，逮燕王府官僚，并且下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指称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以诛讨，于是在公元1399年农历七月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

因为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后，朝廷也无人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老的耿炳文为将，率13万军伐燕。农历八月，燕王在滹沱河大败耿炳文。建文帝随即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带军。李景隆本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兵法，他收集耿炳文的溃兵，并调各路军马，共计50万征伐朱棣，结果被朱棣打败，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士兵听说主帅已逃，四散逃亡。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打了败仗的李景隆，还让他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白沟河之战，燕王大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逃。李景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败再败，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以遏燕军南下。盛庸率兵北伐，在东昌大败燕军，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后来在援军的接应下才得以突围。

公元1401年，朱棣的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建文帝的军队兵多势盛，攻不胜攻，所克城邑不能巩固。正在朱棣苦恼之际，南京宫廷里的太监送来了京城空虚可以直取的情报。朱棣手下谋士也劝他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于是朱棣决定越过山东，直捣金陵。公元1402年农历正月，燕军进入山东，大军很快南下，并且突破了淮河防线，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农历六月十三日大军进抵金陵金川门，李景隆和谷王为朱棣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强藩威胁皇权之忧解除后，朱棣作出了一个令群臣不可思议的决定：把都城由南京迁往北平。众所周知，南京远离北方蒙古骑兵的威胁，是一个安全富庶的所在，而当时的北京则是与蒙古骑兵厮杀的最前线。众大臣提出异议，都认为南京乃祖宗的皇宫不应该迁都。但是，朱棣力排众议，并斥其反对者是“彼，书生之见，乌能达英雄之略哉”。

朱棣为了迁都与其谋臣们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如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恢复、发展北京的经济，疏通运河等，并于公元1406年营建北京城。朱棣命善于经营规划的泰宁侯陈硅主持建造宫殿；命在工部任职数十年且精于营建业务、办事勤敏、精于计算的尚书吴中参与组织规划北京宫殿和长、献、景三陵的营造。此外，参与北京营建工作的还有宦官、杰出的建筑设计师阮安，长于调度的木工蔡信，尤擅粉饰彩绘的民工杨青，人称“蒯鲁班”的木工蒯祥以及善于刻镂石料成华表、丹陛、石兽的石工陆祥等专业人才。公元1420年，北京宫殿主体完工，明成祖正式以北京为京师。公元1421年农历正月初一，朱棣登奉天殿受百官朝贺，从此明朝正式宣布以北京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迁都北京使明成祖能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便于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解除了北方对中央的威胁，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长城以内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稳步发展。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事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七月十六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无法参与军政事务，军内惊乱。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王振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十三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锤捶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当，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海禁与倭寇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时期，海洋贸易体系主要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进行。

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 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明初，明太祖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明中叶倭寇活动剧烈，嘉靖元年（1522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凡违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处以极刑。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初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开放海禁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倭寇一般指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明朝统治危机四伏。天启年间，陕西连年水旱灾害，加上政府重征、地主盘剥，饥民遍地。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农民死活，“坐堂比粮”。白水农民王二忍无可忍，率领饥民冲进县城，怒杀知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澄县一声惊雷，斗争风云很快席卷陕北和陕中。1628年，府谷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从澄城赶来会合。接着，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宜川王左圭、苗美等，也纷纷起义。肤施人张献忠在延安起兵，号西营八大王。起义军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也有失业的驿卒、哗变的士兵和手工业者等。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肃、山西。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参加了起义队伍。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官僚地主家当牧童，备受凌辱。他21岁时，父亲因贫病交迫死去，他生活无着，到银川驿站当了名马夫。后因地主艾举人欲加迫害，怒火中烧的李自成遂杀死艾举人，投奔起义军。李自成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且膂力过人，又有胆略，很快就当上了义军的队长。1631年，他又投介“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自率一军。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明廷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招抚失败，明朝廷改用洪承畴为总督，后又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命他统率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各路官军，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各首领的赞同，于是兵分五路，迎击官军。农民军团结一致，各路大军取得节节胜利，直接威逼凤阳、南京。明王朝恐慌万状，继续增兵。1636年，高迎祥不幸被捕牺牲。1638年，张献忠又一度受抚于明朝，起义军陷于困难境地。但当明军忙于应付自东北南下的清军时，起义军又恢复了生机。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1641年，“闯王”李自成率起义军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接着李自成领军进围开封，歼灭明军主力。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创立新顺政权。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立“大顺”国。在攻下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后，大顺军于同年农历三月，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统治中国达270多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不久，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顺”政权。

李自成进京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基本上因袭明朝，有的只改换名称。与此同时，对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加以镇压，并用暴力逼迫明朝贵族大臣、贪官污吏交出平日剥削来的金银财宝。在“均田”口号的推动下，某些地区的农民夺取了土地。但是，由于军事上节节胜利，大顺领导者竟滋长起骄傲麻痹思想，以为明朝覆灭，天下从此太平了。对于盘踞在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只派少数军队出征。对于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更抱着幻想，以为只要用金钱和封爵招抚就可以使他为大顺守卫山海关。一些大将开始追求享乐，把战斗任务丢在一边，有些士兵也想富贵还乡。所以，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时，大顺军猝不及防，一触即溃。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大顺军撤出北京，在清兵追击下，连连败退。次年四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不幸身亡。1646年冬，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兵败牺牲。

清军入关

15世纪后，当明朝被南倭(倭寇)、北虏(蒙古部落)拖得疲惫不堪、内部党派倾轧不已的时候，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正逐渐强大起来。

努尔哈赤是明末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建州左卫的一个奴隶主家中，是建州左卫指挥使、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他从小即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长大后成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他以祖父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武装起事，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内)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建立起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军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实行不仅提高了部族的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努尔哈赤待内部巩固以后，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明有“七大恨”，进兵攻占抚顺等地。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溃明军，从此，更日日谋划向南进攻。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在战争中受伤，退回沈阳，于八月间病死。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即位，他继续对明用兵。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向后金屈膝投降。此时，除宁远孤城外，明朝山海关外的要地已尽失。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对政权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此时，清政府已完全取代了明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政权了。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病亡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是为清世祖。福临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多尔衮逐渐独揽朝政，成为煊赫一时的摄政王。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完全控制西北，并以压倒优势向北京进军。多尔衮也为占据中原而加紧准备。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多尔衮得知驻守宁远的吴三桂拟赴京师勤王，即下令秣马储粮，并改变以往入关掳掠的政策，提出为明“复君父仇”的口号，力图拉拢汉族地主，共同镇压农民军，以图夺取中原。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军15万南下，李自成也于四月十三日率兵6万奔赴山海关。此时，吴三桂率众10万正由永平取路赴京，途中接家中密信，知父吴襄追赃被拷，爱妾陈圆圆被俘，盛怒之下，转而回师山海关找李自成决战。多尔衮接到吴三桂“泣血求救”书，也即刻领军直奔山海关，双方商定对李自成农民军进行首尾夹击。多尔衮于四月二十一日昏黑到达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展开激烈战斗。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外，便突围出外城，向清髡发称臣。二十二日，李自成起义军与吴军均已精疲力竭时，蓄锐待机的清兵乘势从阵右冲杀过来。农民军遇生力军，终于不敌，被迫败阵西撤。

山海关战役，多尔衮成功地利用吴三桂，以压倒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即率军挺进关内。多尔衮一方面命令吴三桂尾追西撤的李自成，一方面亲率军向北京进发。五月，多尔衮占领了北京，为清军进军中原抢占了前哨阵地。

收复台湾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7世纪初，荷兰以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海上霸权地位，号称“海上的马车夫”。1624年，荷兰殖民者亦派兵来侵占台湾，修筑要塞，先在安平建台湾城，后又在台南建赤嵌城。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独占了整个台湾。台湾各族人民对荷兰殖民者的野蛮侵略深恶痛绝，不断掀起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浪潮。同时，他们也不断寻求大陆人民的支援。明亡之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成为他们希望的寄托者。

郑成功生于天启四年(1624年)，福建泉州南安人，本名森，字大木，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15岁入南安县学，21岁在南京国子监为太学生，成为著名学者钱谦益的学生。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入福州，其父郑芝龙叛明降清，年仅25岁的郑成功力阻无效，乃焚儒巾蓝衫，出走金门，率陈辉、张进等90余人在海上起义，以抗清复明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决定逐出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一时成为国内外矛盾斗争的焦点人物。

郑成功海上义师长达16年的抗清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清军。但是，清军已基本上消灭各种抗清武装，统一了大陆，郑成功孤军在海上，已无能为力，于是决定将台湾夺回作为反清根据地，遂开始了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

为伸张民族正义，顺应人民要求，郑成功经过周密准备，趁荷兰援军离台，力量薄弱，清“世祖新崩，无暇征战”之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二十一日，发水军25万，战船数百艘，从金门科罗湾出发，渡海东征台湾。四月三十日，船队在浓雾弥漫中抵达赤嵌城附近，从海道迂回至荷兰防务薄弱的鹿耳门港(台北安平港北)登陆，不到两小时，即登上台岛，使“红夷大惊，以为白天而下”。

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有2000余人，船坚炮利。郑成功所指挥的军队英勇顽强，打退了由荷兰长官揆一指挥的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的侵略军，迅速包围了赤嵌城。郑成功采纳当地人的建议，堵塞了赤嵌城的水源，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头目描难实丁献城投降。接着，郑成功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的台湾城，将它团团围住，准备与他们进行持久战；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地，发动群众搜索逃散的敌军，肃清荷兰殖民者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八月，郑成功打退了前来增援的荷兰海军，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不敢出击了。

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8个月后，决定转入进攻。他们在城南增筑炮台，修造战壕，配备28门大炮打得荷兰士兵无处躲藏，只得龟缩城内。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荷兰侵略军已陷入绝境。1662年农历二月，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国军民经过9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打败了荷兰侵略军，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38年的统治，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采取了许多政治以及经济措施，使台湾的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他还在各地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水平。

南征北战

清军入关后，虽然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和东南、西南以及其他各地的抗清力量，建立了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实际上在康熙初期，南方尚有“三藩割据”，东南海上郑成功的子孙还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蒙古准噶尔部也未臣服。康熙为了实现全国统一，不得不进行“南征北战”。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们割据一方，并不断向外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统治。1673年，康熙以尚可喜奏请归老辽东为机缘，开始撤藩。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当年十一月在云南发动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吴三桂率军攻入湖南，平南王的女婿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先后响应。随后，云贵、四川、湖广、闽粤、甘陕等地握有重兵的清军提镇大员也纷纷竖起叛旗。清朝廷采用打击与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统一台湾成为清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廷派大将姚启圣、施琅进攻台湾。康熙二十三年闰六月，施琅攻下澎湖，据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投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第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于福建省，从而使台湾归入中国的版图。

康熙初年，居住在天山北路的蒙古族中的厄鲁特准噶尔部的封建大地主噶尔丹合并了其他三部，占据了天山南路各城。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率兵向内蒙古进攻。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三次亲自带兵出征，1690年，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在清兵的追击下，于1697年败死。后来，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发动叛乱，康熙帝1720年再次带兵出征，平定了叛军。1757年，乾隆帝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准噶尔部才终于臣服。清政府设立了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殖民者唆使尼泊尔封建主入侵西藏，被清政府击败。清政府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清政府于1726年至1731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即由朝廷直接派遣的流官代替原来由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从而削弱了土司的势力，消除了这些地区的割据状态，加强了统治。

1757年，南疆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煽动维吾尔族贵族发动叛乱。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759年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制定措施加强和巩固对天山南路的统治。1820年，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率叛军窜入天山南路各城，要恢复对“回疆”的统治。1827年，清军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叛军，并俘获了张格尔，收复了天山南路各城，恢复了祖国的统一。

经过一系列征战之后，清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南面包括南沙群岛。当时，生活在统一的封建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有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等50几个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康乾盛世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已呈现出一派“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辉煌显赫的第四个黄金时代。

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康熙、乾隆对政权机构的某些坏节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如为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康熙将南书房变成起草、发布诏令之所。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又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设立军机处，收回了他们的军权。剥夺了诸王干政的权力，也就集中权力，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又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把地方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建立保甲制，增强对百姓的控制。对官员加强监督管理，规定对天下文武官员进行定期考察。对京官的考察叫“京察”，对外官的考察叫“大计”。三品以上的官员向皇帝自陈，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都察院长官考核，大学士同察。清廷八旗兵分别驻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镇要地，绿营兵配合驻防，二者穿插交错，形成军事控制网。康熙、雍正两朝还屡次增删律令，雍正五年公布了《大清律》。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许多措施，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为发展社会经济，康乾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还土于民，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据的田地还给原来的种田人，永为世业，又大力奖励垦荒。到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还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征税，以后不再多征。到雍正时，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而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用几千年的人头税。康熙时，又逐步将匠银摊入田赋，废除了匠籍制度，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两次亲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乾隆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对天山北路的统治。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了台湾。1757年，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1792年，又击败了在英国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尔封建主对西藏的侵略。至此，我国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南沙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全国内地除18个省外，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东北的盛京地区，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也都属清廷管辖，纳入版图，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大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赫然屹立在东方大地。

康乾统治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清王朝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在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清建立以来的顶峰。全国人口超过2亿，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北、四川的膏腴地区，一般可达亩产2~3石，某些高产地区，如湖广地区，多则每亩可收获五六石或六七石，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称。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以丝织、棉纺织业最为突出。松江织布、湖州缫丝“衣被天下”，甚至行销到海外许多国家。全国大小城市和集镇也繁荣起来，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松江的织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举世闻名。

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力，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约1万卷，内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篇。它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选派纪昀等160余人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许多子目录，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1796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是年正月初五，乾隆在宁寿宫和皇极殿大摆筵席，举行“千叟宴”，庆祝自己60年来的“文治武功”。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应邀参加，他们欢聚一堂，同饮殿庭，共颂皇恩。85岁高龄的乾隆神采焕发，精神抖擞，亲自到各席祝酒助兴，金杯玉碟、山珍海味。“千叟宴”上，一阵阵传来“太上皇万寿无疆”的齐呼声。这是康乾盛世的缩影。

鸦片战争

康乾盛极之时，已潜伏着末世的危机。康乾之后，清朝便开始衰败。嘉庆、道光年间，吏治日趋腐败，币滞粟贱，士民饥困。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的经济状况已陷入窘境，当时内有人民的反抗，外有殖民者的入侵，社会危机已十分严重。

国库亏空是财政危机最具体的表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政府国库已亏银900万两。造成国库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巨额的军费开支。嘉庆年间每年常额军费为2000万两，约占其岁入的1／2。多次用兵，所耗战费更是惊人。嘉、道(鸦片战争前)两朝共耗战费38272万两。但清朝统治者不顾国乏民贫，仍然挥金如土。朝廷庆典不断，且穷奢极侈；又大兴土木，修建宫苑。修筑圆明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耗资巨大。为应付庞大的开支，清政府只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尽情搜刮，并卖官鬻爵，滥开捐纳之风，最终造成吏治败坏、民不聊生的局面。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内部皇权扩大，宠臣专擅，官吏颟顸无能，统治机构已完全腐朽。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其恶果越来越明显，其一是由于佞幸专权，政治日趋腐败。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和珅，他在任20余年，包庇亲信，排除异己，贪渎放荡，擅权专断。特别是在乾隆晚年，他成为传达乾隆旨意的人，权势更炽，诸臣不得不曲意奉承，外省官员也奔走于其门。嘉庆即位后，他自恃拥戴有功，不把嘉庆放在眼里，才被除掉。道光时的穆彰阿也是一例，他植党营私，天下仕官多出穆门，“一时号曰穆党”。其二是一般官吏攀龙附凤，贪污攫利，根本不顾什么国计民生，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上自皇帝阁老，下至胥吏小役，几乎个个如此。和珅被除，搜出其家财折银达23389万两之多，等于嘉庆年间全国五年半的总收入。

八旗与绿营是清朝统治的两大军事支柱。然而鸦片战争前夕，八旗兵已成为一个寄生集团，绿营兵力衰微，已不堪用，武备严重废弛。入关前，八旗兵“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入关后，八旗兵成为世袭的寄生集团。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鉴于八旗兵已腐败无力，不得不重用绿营兵。以后，就依靠60余万绿营兵支撑统治。但到嘉庆年间，克扣军饷，士兵无法生活，只好自谋生计，有混迹市肆、从商做工以糊口的，有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绿营兵已无斗志，与八旗兵无异，清政府不得不募民充勇。后来，士兵多吸食鸦片，清朝更无可用之兵。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封建社会矛盾激化，自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45年间，各族人民起义不断，此起彼伏。最突出的是，1796年到1806年的10年间，不仅有长达9年的川楚陕人民的起义，而且有坚持12年之久的湘黔的苗族人民的起义，1801年以后，还有云南傈僳族起义，直豫鲁人民起义，南疆维吾尔、布鲁族人民起义，湘粤桂的瑶族人民起义以及台湾的高山族人民起义。这些起义大都采取宗教的组织形式。起义者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流民，甚至一些下属官员。起义地区从北京到直隶、山东、陕西、广东、台湾等15个省，几乎遍及了全国。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清政府镇压，却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并暴露出清朝政府的统治危机。

1840年6月，悬挂着米字旗的40余艘英国船舰出现在中国海面，这支来自“日不落帝国”的舰队，因在中国倾销毒害人们的鸦片被抵制，欲图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还在1793年，英国就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要求派使臣驻北京，要求准许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进行贸易，且将舟山附近一岛和广州附近一地划给英人居住，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英商等缴出的鸦片237万斤。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决定出兵侵略中国。经内阁会议讨论，于1840年4月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决议案。

战火先从广东沿海燃起，英国舰队先封锁珠江口，准备攻广州，由于林则徐早有准备，未能得逞，转攻厦门，又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退。于是再移军北上，7月攻陷了定海，8月又北犯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派琦善与英议和，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琦善抵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自动撤防，向英乞和。1841年2月，英人发兵攻陷虎门。为了获取更多的侵略权益，8月又进犯厦门，10月再次攻陷定海，并攻陷镇海、宁波，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同时还派兵船窜扰台湾。1842年6月，英军攻入长江口，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7月镇江失守，8月英国军舰抵达南京江面。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在大炮的胁迫与震撼下步履蹒跚地跨入了近代。不久，法国、俄国、美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不但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孱弱，而且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主持禁烟运动取得胜利并在战争中抗敌有功的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受到打击和排斥，被革职查办；而屈膝求和的投降派琦善、伊里布等人却被重用，取得了与英交涉的大权。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在“羁縻”政策宣告失败后，对英宣战。道光帝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往广东。在战争中，曾因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功而被封为果勇侯的杨芳，面对敌军猛烈的炮火，不是正视现实、思索对策，而是鄙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妇女溺器为“厌胜具”，名之曰“以邪制邪”，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奕山则不懂军事，昏庸无能，其军队在英军炮舰的攻逼下一触即溃，乱成一团，最后只得高悬白旗，屈辱投降，签订《广州和约》。1841年8月，英军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并北犯定海、宁波，窜扰台湾。清政府为挽回失败，起用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但是奕经等人在行军途中，却置战事于不顾，携带亲朋故旧，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到苏州后又屯兵不前，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最后弄得民怨沸腾，言官弹劾，奕经等才离开苏州。如此出师，如此对敌，其结局自然只能是丧师失地。道光帝本来就动摇不定，至此，作战勇气丧失殆尽，一意求降，不思再战了。天朝大国的落后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无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10多万军队，先后有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2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场，而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英军的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远远优于清朝大炮。英人放炮可连声不断，而清军放一炮后，须转辗移时，才可再放。在激战中，清军的旧式火炮往往“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有炮身发烫炸裂的。

战争的结局是异常残酷的。虽然一些官兵和老百姓在战争中显示了中国人不甘屈服、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以落后、陈旧的大刀、长矛、土炮去抗击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满清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制度去和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相抗衡，以保守防范的心态去对待西方强劲持久的冲击，注定了清朝政府失败的命运。《南京条约》及其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司法权不再独立，海关自主权受到损害，外国商品通过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逐步向沿海、内地渗透，不断冲击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社会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之外，更增添了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折点，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丧师失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严酷事实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醒悟。如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之情的激励下，搜集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人所理解，在炮声初息、惊魂甫定之后，绝大多数国人仍浑浑噩噩，而朝廷官员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帝国主义毫无戒备。1856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中国又一次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知所措，导致最终的失败，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英、法、美等国为了攫取比《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更多的特权，于1854年初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他们故意歪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关于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条文，要把“稍有变动”一语扩充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外国公使驻北京等一系列特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于是英法便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于1856 年10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火依然从广东燃起。虽然上次战争已经过去了10余年，但是清政府在外来的侵略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却与上一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一度攻入城内，最后因兵力不足，骚扰劫掠后退出，其后仍不时炮轰广州，劫夺船只，焚毁村庄。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又一次攻城，叶名琛却以为敌人虚张声势，因而“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结果，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于囚所。叶名琛是完全按传统的道路培养出来的中国社会上层人物，26岁中进士，38岁任巡抚，43岁任总督，仕途亨通，也应该饶有政治经验，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官员，面对外来的侵略，却表现得如此虚怯、愚昧。战争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衰弱腐朽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落后。

1858年5月，英法舰队攻打天津，清政府认为“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又一如既往地以妥协方针对付蛮横强大的敌人。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次年，战事因换约再起。1859年6月，侵略军再次发动了对大沽的进攻。清军以落后、陈旧的武器还击，虽侥幸击败了敌军，自身却也伤亡枕藉。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天津，清军反击，结果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精锐耗竭”。10月，侵略军进攻张家湾，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在通州八里桥，清军“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但并不能挽回败局。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落后就得挨打。可惜的是，中国落后遭到了惩罚，人们的反应却竟如此的迟钝和麻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一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其中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金银珠宝，是一座荟萃中西建筑艺术的皇家园林，但经过侵略军10余天的抢掠和焚烧，最后只剩下一片败瓦颓垣。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和沙俄恫吓挟制下，又同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又被迫开放了11个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渗入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赔款银达1600万两。西方列强还取得了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利，把清政府置于自己监视之下。通过这次战争，大好领土大片丧失。九龙被割让给英国；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所谓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这场战争则使殖民者的势力伸入到了中国的内陆。咸丰帝“车驾北狩”和英法联军入京的噩梦在中国人心中很久不能消除，人们开始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逐步清醒过来。

由于这次战争强烈的冲击，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动，出现了一批要求革新政治的议论文章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战争中，位居要津的奕、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通过镇压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它表明中国地主阶级在时势的逼迫之下开始分化。可以说，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行动，并且波及各个阶层，主要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辛酉政变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

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使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嫔妃，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

生了皇子后，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即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他们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奕回京后，又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等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样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间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亲王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途中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色已晚。他刚刚入睡，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营帐，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这一年适逢旧历辛酉年，因故叫“辛酉政变”。处置了八大臣后，那拉氏和奕便安排载淳登基，废“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

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奕的权谋智慧，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政权的稳固，在奕集团的主持下开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开矿山、修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举措。但是，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没有能使中国走出困境。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谋略和手腕，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甚至尖锐对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牵制，内耗不断，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

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时局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国商品的倾销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境地；鸦片输入的激增则加剧了白银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等问题。地主、贵族、官僚则加剧了土地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另外，从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殍遍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外国的侵略和天灾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绝路。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不下上百次，几乎遍及全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是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场应试中落第。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愤懑不平，决定放弃科举。此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拟救民于水火，并开始了反清活动。由于拜上帝会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发展很快。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员到金田村“团营”，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号太平天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接着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

太平军一投入战斗，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胜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时，太平军已由1万多人发展到20余万人。随后太平军西征北伐，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为之震动。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悲剧也预伏于其中了。

悲剧的根源在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背后是一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心态。它不但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还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后来太平天国仍不得不恢复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许地主收租。

同时，小农生产环境的狭隘，决定了眼界的狭隘、思想的狭隘。太平天国攻取南京后，收敛了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开始谋求、安享富贵尊荣，其后的西征只为了给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大多数太平天国领袖在生活上日趋奢侈腐化。太平天国政权也日益封建化，结果从天王到士兵之间实行了贵贱分明的礼制，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1856年9月，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于是密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返回天京，以对付杨秀清。韦昌辉返回天京后，立即杀死了杨秀清及其眷属。在混战和随后的镇压中，太平天国2万多将士死亡，韦昌辉独揽军政大权。韦昌辉的专横跋扈激起众怒。11月初，洪秀全下令杀死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两个月的恐怖统治。此后，洪秀全命石达开处理政务，但对他心有疑忌，于是封长兄、次兄为王以牵制石达开，迫使石达开离开天京，率部外出。由于孤军作战，石达开所部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灭。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使太平天国丧失了乘胜歼敌的良机，更损伤了自身的元气。清政府乘机纠集一切力量进行反攻，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

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为各军主将，于1858年11月取得三河大捷，又暂时稳定了局势。不久洪秀全又任命胞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内推行他的《资政新篇》。他在书中主张从事系统的内政改革，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洪仁玕的思想和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国内部未能引起积极响应，也不可能付诸实践。这不仅仅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悲剧。它表明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的冲击，尚处于被动状态，还只是消极地防守，没有产生变革的条件。

天京事变以后，军事形势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但还是没有使太平天国领导人真正警醒，其政权日趋衰落，封建落后性逐步发展。洪秀全陶醉于“父子公孙同显权”，宗教迷信思想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一切信天不信人。军队将领则各自为阵，军队纪律严重废弛。与此相反，中外势力已联合起来“围剿”太平军，曾国藩获取了军务大权，号令统一，战斗力趋强。因此，太平军虽然英勇抵抗，屡屡重创敌人，但是在地主武装和“洋枪队”的围攻下，还是逐步陷入绝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悲剧表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它无力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这次战争以疾风暴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了半个中国，留给历史的余响将是长久的。

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部分清朝官员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相比已大大落后了，深深感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借师助剿”，又使一批握有实权的官僚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了切身体会。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中某些官员开始出面倡导和主持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人们把这个运动称为洋务运动，把主持、参与洋务运动的人称为洋务派。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派官员在中央以奕、文祥、桂良为代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权高势大。

洋务运动从“求强”开始。1861年，曾国藩攻陷安庆后，设立了安庆军械所。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开始筹建江南制造局，后于1867年成立。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此外，各省先后办过10多个机器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点新气象。尽管洋务军事企业无论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生产效率很低，生产成本很高，但是它毕竟引进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生产技术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它把大批人组织起来进行机器生产，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产业工人。

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必须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必须传播西学，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便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萌生和发展。出于对外往来的需要，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其后30年，同文馆译西书近200部。江南制造局于1868年设立翻译学馆，40年里译书199部。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军械所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在曾国藩等的推动下，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先后派遣四批学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艺童”和“艺徒”分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驾驶及制造。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如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翻译《天演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洋务派还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其中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尤为著名。这些学堂传授西方先进技术，讲授西方的史地国情，冲击着科举制度，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哺育出主张变革维新的成批志士。

洋务军事企业的创办促进了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中，财政困难和缺少后勤支援，使洋务派官员认识到，“求强”的同时尚需“求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创办资本主义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等便是在军用工业的推动下相继出现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立的这类企业约有20多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多事情上行下效，洋务派办起一些工业，一些商人也开始投资办工业企业，于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以及商办企业出现了。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约有50多家，资本共500余万元。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是为了建立新式海陆军，这也是其“求强”的要旨，因此编练新式海陆军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政府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使陆军实力得到增强。清政府还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至1894年，已拥有船舰六七十艘，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中，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也出现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恒等人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他们同时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对顽固守旧的落后思想作了较严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中，但是已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的“自强新政”运动，虽然未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毕竟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新的社会力量由此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起步，早期维新思潮随之产生。但是，一方面由于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学习西方长技止于“器物”，另一方面洋务运动遭到清廷中顽固派的阻挠、反对，所办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又依赖外国，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垄断性，因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败性。甲午战争中，洋务派所建的海陆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洋务运动遂告失败。

甲午海战

1854年，柏利率美国东印度舰队到达日本江户，用炮口强迫日本开港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陷入了和中国相似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国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沉睡，而日本则在危机感的逼促下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摆脱了亡国灭族的命运。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气势汹汹地进行对外扩张与侵略。

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1874年5月，日军武力犯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台事专条》，得到50万两赔偿费，获取了对琉球岛的权力。1876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企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侵略中国。1887年，日本的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制定了《征讨清国策》，狂妄地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公开煽动侵华狂热，说中国的东北、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1890年后，日本加强扩军备战，把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于建设近代化海陆军。日本参谋部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北洋海军自1888年以后没有再添置任何舰只，1891年后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海防经费竟被慈禧用来修筑颐和园。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清政府便派了一支军队入朝，日军乘机寻衅，包围了驻守在牙山的清军，战争一触即发。慈禧和李鸿章一心想保“和局”，在“和解”无望时仍不认真备战。7月25日凌晨，清军的“济远”“广乙”等舰在丰岛海面遭日舰袭击，日本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同日，日本陆军也侵袭驻朝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但宣战以后，李鸿章在慈禧支持下，仍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慈禧和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使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敌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9月15日，日军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奋勇还击，左宝贵以身殉国。马玉出、卫汝贵分别击退了东、西两路日军。但作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却“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了辽东。

次日，日本舰队在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挑起一场激烈的海战。战斗场面异常悲壮，在茫茫洋面上，水师官兵们用炮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在舰阵殁者90余人，与舰共沉者600余人，海军将领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牺牲。在战争中，重创日舰5艘，迫使日舰退出黄海海面。

10月下旬，日军向中国大举进犯。聂士成部队冒寒苦战，奋力击敌，多次重创敌军，粉碎了敌军到“奉天度岁”的梦想。清军将领徐邦道激于爱国义愤，率部至金州御敌，城破而退。11月7日，大连守军溃散，大连不战而陷。22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仅徐邦道部队抗敌，因而失陷。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2月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港，并在刘公岛登岸。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缴出残余舰艇1l艘、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1月，光绪起用湘军作最后一试，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用兵6万。这是开战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兵。刘坤一号称“名将”，其军队却一触即溃，6天中失去山海关外各个军事要地，全线瓦解。

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谈判，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日本还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只得借外债以度日。日本侵略者乘机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按条约规定，日本可在中国设厂，这正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而西方列强又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取得并享有这项特权，很快地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倾销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同时又扼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箭双雕。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则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此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得到极大的好处，国内工业迅速腾飞，从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的道路。

台湾割让给日本，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愤与抗议。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更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与侵略军打了大小100多仗，抗击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1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万多人，日本近卫军团有一半被消灭，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甲午的惨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深重的灾难也促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亟变。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民族觉醒就自甲午惨败之后开始。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爆发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发源于鲁西北地区，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气焰愈加嚣张，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逐渐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斗争组织。1898年以后，清政府在公文中开始称义和拳为义和团。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山东巡抚张汝梅鉴于教士恃强凌弱，乡民积怨不平的情况，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因此义和拳很快活跃和发展起来。美法公使为此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抚为剿。恰值此时，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想法。于是义和团在直隶、京津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

同盟会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和壮大。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海陆军一败涂地，最后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梦”被击得粉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救亡图存的呼号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尽管在当时还显得势单力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认识到必须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孙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立即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起义。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半年准备，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消息走漏最后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一时期，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尚未在国内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在广大群众中还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未波及政治生活。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人们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义而成为时代的主流。1900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虽仍以失败告终，却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广州起义时，被视为乱臣贼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的新政举措，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服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少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一书，陈天华著《警世钟》和《猛回头》等作品。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黄兴组织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安、张难先在武昌设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在东京设立分会。此外，江西、安徽、江苏、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举孙中山为总理，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和海外共设9个支部。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将16字革命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广泛宣传革命，同改良思想进行斗争。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各自的报纸《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展开论战。通过论战，革命党人传播了革命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革命党人又在国内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至8月，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在皖浙发动起义。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发动起义。1910年2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力量受到了挫伤，但振奋了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惨败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屡仆屡起、英勇壮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演进。革命党人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辛亥革命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重要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发动新军参加革命作为其主要工作，至1911年初，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志士200余人发动了黄花岗起义。6月，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后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24日，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激、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

10月，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6日发动起义，因准备不及而延期。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在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然后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约五营兵力齐集楚望台，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由于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物在起义前，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因此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一批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手中。11日，义军推举清朝高级军官、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选举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武昌起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广大群众也自发起来抗争，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取得胜利，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巩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后方。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也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攻克湖口和马当，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往南昌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除此，山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至11月9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一些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甚至在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划了起义。

在各城市进行革命的同时，各地农村也掀起了反封建斗争的风暴。几乎全国各省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农民武装暴动或抗租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古革命党人组成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由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

各省革命党人的积极响应和遍布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宣告清王朝末日的来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但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都力争控制中央政府，围绕组建中央政府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他是组建中央政府的最适当人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中央政府终于产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从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缔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