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世界的百位历史人物：路德教派奠基者路德

路德教派的奠基者——路德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

1483年11月3日，马丁·路德出生在德意志东部的一个小山村。那时的德国，经济比较发达，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商业比较繁荣。但与西欧各国相比，它的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分散性，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分散性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政治经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国内一片混乱。天主教会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僧侣们无恶不作，整个国家处于一片混沌状态。

少年时的马丁·路德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腐败糜烂，便下定决心要进行宗教改革。大学毕业以后，他在父母亲朋诧异的目光中“遁入空门”——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他在那里学习神学，并且洁身自律。1508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奢侈，日益坚定了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决心。他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宗教学说——“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需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烦琐仪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

1517年，为反对教皇利奥十世借颁发赎罪券盘剥百姓，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论纲》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社会各阶层都对《论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论纲》点燃了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的火焰。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使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的道路。

1519年，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同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大论战。在路德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约翰·艾克狼狈不堪地败下阵去，这场大辩论无疑成为路德宗教改革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机。1520年是宣扬路德学说最火的一年。那一年共出版德文书籍、文章208册，其中路德的著作有133册之多。被称作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都发表在那一年。在这些著作中，路德的攻击矛头并非指向某一教皇或教廷的奢侈腐败，他矛头所指的是整个封建神权政治。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的教阶组织，否定了奴役人们的圣礼制度和教会法规，提出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廉俭教会，并在宗教理论上以资产阶级自律的宗教，取代了封建主义他律的宗教。

这一切点燃了下层人民的热情之火，呼出了人们的心声。人民拥戴路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员却对路德恨之入骨。1520年10月，教皇下诏书，勒令路德在60天之内悔过自新，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路德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在拥护者的赞美声中把教皇的诏书付之一炬。路德的反抗行动进一步划清了自己同教会的界限，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和西欧各国的人民，他们更加崇敬路德，也更加向往宗教改革。可以说由路德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西欧各国已成燎原之势。

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教皇有些慌了手脚，只好一再督促德皇查理五世为路德定罪。德皇终于决定于1521年4月17—26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给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叛逆者以惩戒，同时也要给路德的拥护者们表演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路德并没有被教皇的淫威吓倒，他昂首挺胸地到达沃尔姆斯，在帝国会议上据理力争，毫不让步。他声称“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查理五世、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蛮横地对路德进行人身迫害，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德无法立足，只好隐居到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路德并没有沉寂下去，他选择的《圣经》翻译工作有着不可估价的积极意义。

1543年，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面世了，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路德所译的《圣经》是依照着未经后世篡改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本。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但路德不能代表人民。当德国农民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最后走向背叛，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又开始回维登堡讲道，平息骚乱，最后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他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后来又叫嚣“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丑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路德彻底脱离了人民，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为世俗诸侯的工具。

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仅在宗教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1546年2月，路德死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63岁。路德一生功过参半。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西欧封建神权的统治。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他无愧于这一荣誉。(www.xing528.com)

《●圣■经》注释家王子——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于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诺阳古城，其父顽固严厉，很有野心，曾任诺阳主教之秘书职，与社会名流多有往来。其母秀外慧中，不过，在加尔文6岁时就去世了。加尔文似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期望自己的儿子受教育，但又觉得在教会工作无钱可赚，所以，当年轻的加尔文想接受教会教职的时候，其父坚持要他读法律，因为其收入较高。

加尔文在1523年(仅14岁)以未及弱冠的少年进入巴黎大学深造，他那文采焕发的拉丁文就在那时打下基础。自1528年至1533年，先后就读于奥尔良、勃鲁、巴黎三所著名大学。1531年，父亲去世后，专攻希伯来、希腊文及拉丁文经典，受业于法王委派之皇家讲师门下。加尔文为人谨慎，沉默寡言，勤于职守，工作按部就班，就学期间，以清晰的思辨与逻辑分析的精确为师友所称道，因其学问进步神速，所以时常被邀请为代理教授，同班同学无不静聆其教益。这时，他勤奋写作，第一本书是评述辛尼加所著之《论仁篇》，该书于1532年4月出版，是一部惊人的博学著作，对道德价值也有深刻认识，但加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当代宗教问题感兴趣。

自1532年春至1534年年初，加尔文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变”。转变的原委无法确知，但其经历的核心是上帝通过《圣经》对他说话，上帝的意志必须遵从，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加尔文自己说(未提时日):“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它成为可教化的。”这简单语句无疑隐藏着他内心的长期斗争。在另外的地方，他说:“为着对教会的虔敬，他要有意地反抗自己对更正教(新教)的倾心。”但他终于说服了自己，认为对教会的真正忠心包含着“努力纠正它的错误”。在此期间，1533年11月1日，加尔文的密友科普当选巴黎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说时借用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话，要求改革教会，触怒当局，加尔文被人怀疑为这篇讲稿的撰写人，不得不外出避难。而以后(约1535年)他为一部法文译本的《新约》写序，其中所用的语句，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完全承认自己的立场与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国更正教(福音派)是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国给驱逐出去，请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给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非给抛出上帝的国度。”正是这一认识的日益深化。1534年5月他回到诺阳，其间曾被关押，虽不久便获释，但法国对他来说，已成为危险的地方。约在1535年新年时，他安全抵达新教控制的巴塞尔。

为说明法国迫害新教有理，法王于1535年2月发表公开信，指控法国新教煽动无政府主义，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加尔文感到有必要为受诽谤的同道辩护。为此，他在昂古勒姆匆匆写成《基督教要义》(一译《基督教原理》)，书前附有一封给法王的信，可谓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学杰作之一。书中措词彬彬有礼、典雅庄严，对新教立场作了极其有力的阐述，驳斥国王的诽谤，维护新教的信仰。其时，法国的新教信徒，还没有人用如此清晰明白、严谨有力的语言(不难看出他法学训练的律师才能)阐述过自己的信仰。该书一出版，年仅26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法国新教领袖。

以给国王的信为前言的《要义》在1536年出版时，远不如1559年他第五版修正后的最后定本那样完整，但当时已经是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最具条理、最有系统地阐释更正教教义和新教基督徒生活的通俗著作了，当该书出版数周后，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布赛尔致书加尔文:“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这本书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是加尔文个人从未意料到的。其实，他写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受逼迫的朋友辩护，他们当中有些是被绑在杆上烧死的，加尔文在书中为他们的死提出抗议，因他们的死是为了纯真的《圣经》信仰，而非迫害他们的人所认为的异端，“在主眼中他们的死是何等宝贵”。

1536年，加尔文计划遁居于斯特拉斯堡，为避战祸，他于7月的某一天宿夜日内瓦，该地教改领袖法雷尔立刻赶到旅舍苦苦劝说，执意留他:“你只是随心所欲想独善其身，我奉全能上帝之名，假若你拒绝在此间教会工作，贪图平静的研究生活，上帝将会诅咒这种生活。”加尔文后来也说:“觉得上帝好像从天上伸出万能的手，降大任在我身上，停止我前进……我是那样地诚惶诚恐，没有继续我的行程了。”于是加尔文硬着头皮留下来，同年9月1日，这位年仅27岁，精力充沛、黑头发、高眉毛、瘦削、有着修剪整齐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发亮的眼睛，一双光圆的手和非常灵活的手势，口舌明快和语言清朗的法国青年，在圣彼得堡向一群牧师和市民演讲，当时那位市议会的书记忘了他的名字，只在记录上写下:“聘用那位法国人。”这便是今天为全世界所熟知的一项伟大工作的开端。

因无法对那些倔强的市民施行训练，两位改革家于1538年3月相继离开日内瓦，加尔文遂到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加尔文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悠悠岁月，从事牧会、教导及写作，认识了许多新教朋友并和改教激进派遗孀波蕾结婚(夫人在1549年去世，伤心的加尔文写过不少悼亡文章，说她是自己最好的伴侣和贤内助)。在此期间，日内瓦的情形纷乱，改教派重新掌权后，经当地行政长官的不断督促和法雷尔的一再来函劝说，加尔文乃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改革，由他草拟了教会律例，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宪章，为其改革宗教会奠定了组织方面的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放在长老们身上，另外有一个健全的“牧职”，包括学者教师，那些生活腐败、怠懒放荡的人，需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等在教会法庭上以爱心劝诫，必要时则加以开除。

一般认为，日内瓦的这一种严格的训练是受曾研究过法律的加尔文的重法主义思想所影响的，其实，加尔文是在追求使无形教会成为有形的“圣徒相通”，就是他和马丁·路德共同认可信经中所指的“圣而公之教会”，污秽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们社会职责的，都不许进入，这种惩治是为着使圣礼不受侵犯。把日内瓦建成神治邦城，为“圣徒相通”提供自然环境，从而适用于圣徒的惩训，在获得民选行政长官的同意下，亦适用于全体市民。那些“沉湎于罪中之乐”放荡生活的日内瓦人，处在这种封闭夜总会，禁止跳舞、赌博及奢侈装束的惩训之下，都畏缩起来了。原来早已规定而没有执行的条例，现在在明确的原则和教会法庭及议会的督促下，雷厉风行，有好些人受到严厉处分，治乱世用重典，这种铁腕作风一直持续至1555年，这位自称“天性懦弱”的改革家，历经无数艰险，打败许多劲敌，让许多刚强的人无法仿效。

加尔文是一位学院式的学者，没有路德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听众多半为知识分子，在日内瓦要不是因为当地的知识水准很高，他可能失败。可是由于他承认平民信徒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及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深得人民信服，其神治政治也就是民主，他清除城里的污秽社区，为贫民建设济贫所，又建设一所举世闻名的日内瓦学院。日内瓦把新教精粹播向欧洲各地，也吸引了各地因信仰遭到迫害的教民，著名的苏格兰教改家诺克斯称之为使徒时代以来最完美的基督学校。的确，加尔文给新教的一套教义及神学理论可与天主教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相抗衡，他也为着新教各宗派间的合并努力，在他所写的许多小册子和内容丰富的《圣经》释义里，他不断地宣讲保护及促进新教的主张，以对抗当时罗马天主教复起的势力，他还鼓励经商致富，宣称执政理财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这一精神也影响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与发展，而加尔文自己却一生安贫乐道，两袖清风。每天需应付的日常工作已经是异常繁多，还勤勉不倦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除了他一生不断在扩充修正的《基督教要义》之外，加尔文几乎把整本《圣经》(除了启示录)66卷都注释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他离世前十几年疾病缠身的情形下完成的)。此注释的英译本就含括55大卷，若再加上他的一大札信函及文件、教会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如果路德号称为“《圣经》翻译家王子”，那么加尔文便是“《圣经》注释家王子”了。

繁重的工作打击了他衰弱的身体。他的巨著多半是利用休息时间或在极度忙碌的工作中抽空写作的。以后一连串的恶疾侵袭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执行他的责任，一直到最后。1564年5月27日，当他过世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讣告中说:“上帝给他一种峥嵘伟大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