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儒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汉初政论家贾谊撰写的《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同为汉初人的贾山的《至言》，也是专文讨论同一事情的名章，他们列举秦始皇的种种稗政时，都只说到焚书，对于所谓的“坑儒”，没有只言片语提及，都是秦始皇不曾“坑儒”的旁证。
历史侦探以为，这桩伪造事件的出现，可能是汉代的方士和儒生们捣鬼，他们在汉代政治舞台上前后登场以后，想要闹革命，抢风头，将自己打扮成秦朝暴政的牺牲品以求道义上的同情，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这件事情，因为背景比较复杂，已经超出了眼下本案的追查范围，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一一细说。
在这桩可疑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比较可信的史实是，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所以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www.xing528.com)
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作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和谐。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决无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明显地犹豫于两可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晚年的始皇帝偏爱幼子胡亥,曾经考虑立胡亥为太子,他犹豫于两可之间,就是在扶苏和胡亥之间矛盾仿徨,犹豫于立长子还是立幼子。始皇帝将如何做出自己最后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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