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呼吁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此前提出的口号是“抗日反蒋”，为什么现在要“逼蒋抗日”？其中又是怎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

1935年秋冬之际，初到陕北的中共打出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在瓦窑堡会议上，无论是决议还是毛泽东的报告，都把抗日与反蒋并提，认为抗日必须反蒋。原因是：一方面由于1935年下半年国民党对日本态度虽有变化，却不十分明显，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党党内对这一个政策还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完善。

到了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蒋日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寻找中共要求谈判，中共认识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与蒋介石联手更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便及时地将“抗日反蒋”策略调整为“逼蒋抗日”。

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5月5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这份通电中，国民党既然成了“兄弟”，当然也就不会再弹“讨蒋”、“反蒋”的旧调了。过去谈到蒋介石时，总是称之为“蒋贼”，现在则称之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www.xing528.com)

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并与朱德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尽快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中共中央于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工作的领导。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南京政府作为谈判对象，“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并且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写道：“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判断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与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谈判的具体方针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挽救民族危机付出了极大努力。

9月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信中说抗日反蒋不能并提，明确提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

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无疑是毛泽东谋略的又一次卓越表现。西安事变后，又从“逼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