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0日，由江西瑞金出发的8万人锐减到不到1万人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的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在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看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毛泽东立即把贾拓夫找来，详细询问和了解了陕西的情况。贾拓夫原是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1934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是陕北苏区到中央苏区，又参加长征的唯一领导成员。在听了贾拓夫的情况介绍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在这里举行了常委会，讨论组织工作和红军的改编等问题，决定了整编方案。落实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组建陕甘支队的决定，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全支队8000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减少了指挥机关，减少了机关人员，充实了连队，增加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行动方针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向全军告知了北上陕北的目标。毛泽东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他说：“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落脚点的第七次改变。(www.xing528.com)
有人说贾拓夫是毛泽东走向陕北的向导。无论是毛泽东选择了陕北，或是最终确定陕北为长征的落脚点，不管怎样说，贾拓夫对毛泽东汇报了他所知道的陕北红军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对漫无目的行走的红军，最后走向陕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在贾拓夫那里得知陕北“有几万红军”无疑是兴奋的，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疲惫，红军从江西一路走来，艰难困苦不可想象，其中有围追堵截，有党内斗争，有食不果腹，还有疾病和伤亡，等等。
毛泽东领导这样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与一个叫勃沙特英国籍传教士曾经在贵州境内的镇远路遇，这名传教士被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其后他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后来，他在回忆录《神灵之手》中对红军有这样的描写：“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没一天有休息和星期日，只有连续作战和行军。我们开始连夜的急行军。前方有亮光或声响时，就绕道迂回；天黑看不见时，则随地在山坳内过夜。在那没有一点平地的崎岖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不过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而有时天刚亮，我们又得出发。”
就是这样一支由农民组成的疲惫不堪不像军队的奇怪军队，为什么能战胜困难，创造人类的奇迹。勃沙特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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