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史瞬间：人生最为黑暗时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这是红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分裂。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晚年回忆说“这是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具体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反对和延宕，使松潘计划没有实现。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内心没有认识到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他西出或南下方针则是错误的。再加之会师后他看到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不足3万人马，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个人野心迅速膨胀，萌生了取中央而代之的想法。他曾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窥知他所想，便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显而易见，两军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红一方面军都远不如红四方面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

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希望得到军队控制权。为了能够让兵力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中央大多数领导人同意作适当让步，对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有了新的调整，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最后，张国焘妥协同意北上。

8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军委为左路军。8月21日，毛泽东、徐向前带领的右路红军开始兵分两路通过草地。5天后，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这时，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对于这一变故，毛泽东与徐向前致电张国焘，希望游说张改变主意。但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9月9日，张国焘给部下密电：“……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暗示说，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攻击任何可能试图阻止他们的人。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天晚上的半夜时分，毛泽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

张国焘之所以“斗胆”抗命，执意南下，最终发展到“另立中央，无非是看到自己兵强马壮。其实，在会师之初，各自对今后的走向都有所预测，在谈到各自的兵力就不难看得出。当时，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3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10万部队。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实际上，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

毛泽东北上后，张国焘却主持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南下行动方针。鉴于朱德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逼迫朱德反对毛泽东，要他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却说：“人家都称‘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注意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张国焘还以各种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不断攻击中央的路线，宣传南下主张。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南下方针是错误的。(www.xing528.com)

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虽说是斗争，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毛泽东分别在9月10日、11日、14日、18日一再致电张国焘，请他们“立即继续北上，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实施中央战略方针”。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一个月后，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毛泽东与张国焘各执一词争论“北上南下”的时候，终于等来了一个关键人物——林育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朱德、徐向前等一直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使张国焘的态度有所转变。用徐向前的话说“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开始‘急谋党内统一’。”因为林育英的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上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朱德这个时候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张国焘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毛泽东坚持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体现出立场的坚定性、革命的警惕性、高度的原则性、高超的艺术性，把团结四方面军贯穿在全过程，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