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同时阐述了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的发言迄今没有查找到原始的记录。后来，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让毛泽东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感叹地对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
关于遵义会议，虽然这次会议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遵义会议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使共产党和红军走向成熟并走向胜利。张爱萍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部队换了好枪，补充了弹药、物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www.xing528.com)
遵义会议的组织决定，据陈云手稿中记载：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关于常务分工是“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最关键的内容，陈云用这135个字概括，真是字字千钧。陈云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搞清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