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1月中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中央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红军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面对这样的危局，中央红军在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由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在行军路上进行，所以又称“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会议对战略行动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主张“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他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www.xing528.com)
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的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传达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通道会议精神，布置夺取黎平的任务。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义重大。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甚至包括博古同志的同意。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始发生转变。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后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剩余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根据通道会议的战略方针，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攻占黎平。虽然中央红军也在这里获得长征以来第一次数天休整时间，但关于中央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2月19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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