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的核心小组及长征中的阴谋

长征前，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向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交流的绝好良机，他们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达成了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对党和红军的前途等诸多问题产生共鸣。

为了尽快设法解决党和红军目前面临的严重危机，王稼祥从党和红军的全局出发，多方面积极活动，争取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毛泽东。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详细谈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他希望张闻天能尽快召开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得到了张闻天的明确支持。王稼祥还对聂荣臻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随后，王稼祥又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谈，他们都表示支持。

王稼祥起先是反对毛泽东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明的指示。因此，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批判毛泽东犯了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后来通过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之后，对毛泽东阐述的建军思想和武装斗争经验，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彻底转变了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看法，以至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王稼祥是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示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的。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张闻天逐渐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个过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张闻天——引者注）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www.xing528.com)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面对这样一个结局，李德后来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还说“事实证明”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怨恨这是博古的重大失误。

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基础。”

其实，长征之初的计划并没有让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动，而是让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

毛泽东认为不妥，给博古等人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部队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

毛泽东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集中起来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

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跟着中央走。还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

让博古、李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一方案给长征途中“担架上的阴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