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具有戏剧性的是，二苏大召开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而毛泽东竟然没有被安排参加。这仅仅是三天前的事。为什么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会议？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决议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何以没有应邀出席会议的原委。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指的是自己和周恩来。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还是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报请批准的名单上，鉴于毛泽东在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功绩和威望，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是共产国际在苏区时期对中共做的一件好事。
但“二苏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却被架空了。毛泽东被正式拿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权，成了博古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二苏大”后，博古还以毛泽东“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泽东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自己独揽乾坤。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只好作罢。
关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说：“1934年1月，由临时中共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5月初，毛泽东带三个巡视员，一同到了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文武坝。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后来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
这时，博古、李德指挥的广昌战役失败。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以伤亡5500多人而告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并继续向前推进。在南方战线，国民党投入重兵，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企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夺取瑞金。经过数月的鏖战，红军损失惨重。
在前方战事如此吃紧的时刻，毛泽东怎么在后方“养病”？原来在“二苏大”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之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被剥夺了兵权，加上身体欠佳，抱着十分苦闷心情在会昌“游山玩水”，其间写下《清平乐·会昌》：(www.xing528.com)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还有这样一段自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样的心境。”
其实，毛泽东在会昌期间并没有闲着，他看到陈济棠部很消极，在同红军的作战中，打打停停。陈济棠他们意识到，如果蒋介石打败了红军，下一步就会从福建方向抄自己的老家。毛泽东分析形势后，指挥了筠门岭战斗，并和刘晓、何长工一起研究南线作战计划和部署。经过多方努力，促使陈济棠反蒋抗日，使南方战线的局势出现了缓和。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两个多月，中央苏区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10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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