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毛泽东在《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11月，被解除了党权和军权的毛泽东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判。
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一切力量支援革命战争，特别是扩大红军、拥军优属、筹粮筹款供应红军”，并提出了“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赣南苏区不少县、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片面强调“中心任务”，只顾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却忽视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因而支前工作反而上不去。然而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却有声有色，全县群众踊跃参军，踊跃捐粮捐款，扩红工作更是走在前列。兴国县的工作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时纠正了部分县乡干部唯上、唯任务的片面做法。他说：“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就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说：“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和市苏（即乡苏维埃、市镇苏维埃——笔者），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在深入调查中，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在中国革命面临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道出了共产党人为官的真谛。在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依靠群众，深入调查，既体现了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奠定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工作方法。(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1 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指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的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的根本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20天后的5月14日，毛泽东在《给张平化的信》中指出：“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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