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通常称“三人团”)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 月30日来信,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会上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反右倾。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常称“中革军委”),以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
赣南会议及其所通过的这五个决议案的基调,实际上是依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临时中央第四号指示电确定的。
中央的这封指示信肯定了中央苏区所取得的成绩,但又指责中央苏区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分配土地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问题以及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展思想斗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信中对中央苏区今后工作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提出了许多错误主张和要求。临时中央的第四号指示电,是10月20日前后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再次重复中央8月30日指示信精神,责令“中区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已是名存实亡,党内大计一切由“三人团”掌控。(www.xing528.com)
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所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也由于10月间《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已经批复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尚感不便即刻变更,在11月7日召开的全苏“一大”上,毛泽东仍被选举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导致召开赣南会议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起草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当时“前方中央局”和“后方中央局”就红军的作战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彼此争论的电文就达11份之多。“前方”认为:应采取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兵力,待机破敌的方针;“后方”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主动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决战。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是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的结果。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被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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