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文章系统阐述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这篇文章源自林彪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写到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信中透露着一种悲观情绪。
毛泽东提笔给林彪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信，这也就是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毛泽东很委婉地开头后，又针对林彪所流露的错误思想和悲观情绪作了如下分析：
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松的流动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写道：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在信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写完信后，当天下午，毛泽东将信交给冯文彬，要政治部尽快印发给全军党内领导同志传阅。他借林彪来做文章，以端正红四军上上下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www.xing528.com)
林彪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封回信。在历史上，林彪的思想曾多次摇摆不定，大他14岁的毛泽东经常批评他“娃娃不懂事”。
1948年2月，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在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毛泽东为了照顾林彪的情绪，同意了这个要求，在收入《毛选》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文革”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上井冈山时，仍耿耿于怀这笔旧账，在他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中写道：“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应该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春夏之际。当时，湘赣边界割据区域刮起了一股颇为扰乱人心的风浪，其代表性口号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三月底湘南失败，湘赣边界被敌人占领，再加上秋收起义的失利与广州起义失败的潜在影响。一系列挫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及事实上艰难困苦的环境，就像迷雾一样，朦朦胧胧地遮住了部分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陷入在灰心丧气的愁城困海之中。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到宁冈县坝上，了解乡村红色政权建设的情况。宁冈县委有干部向毛泽东反映“眼下冒出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挺是扰乱人心的，这样下去不是个头。”还问毛泽东对此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革命发生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就怀疑革命的红旗子打不下去，因而发生了悲观情绪。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小了革命的力量，看大了敌人的力量。这些同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问题的实质，所以容易被迷惑，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悲观丧气的思想也由此而生。”“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尝不是这样？湘南有个三月失败，井冈山也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呢？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天，我们上井冈山不到一千人，尔今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湘赣边界这样的好地形，又有广大民众的拥护，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的。边界的红旗子无论如何倒不了，一定能够打下去！”毛泽东最后说：“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预言的准确性，20年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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