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在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位置上辞职的毛泽东把精力转向了另一件事情,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任第六任所长。据当时听课的学员笔记所载,毛泽东如此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
10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会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即,毛泽东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刚到武汉,毛泽东就听到“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城里的绅士到国民党,无不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中共党内。毛泽东闻到了一股不正常的气味。
12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支持广东区委重申依靠工农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赞同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
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俩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锐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但是,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反对理由。
当面对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和“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茶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全貌和详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农村革命的性质和趋势有了更深的认识。
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开展农民运动的道理,这和他在汉口、长沙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完全相反。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农民运动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他心里有了一本账。
2月,毛泽东将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考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大纲,撰写了详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www.xing528.com)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细致入微地真实反映了农民运动的方方面面,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在这篇长达近2万字的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发表一部分后,又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全文登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的高度赞赏。后来,瞿秋白批准长江书店出版《湖南农民革命》单行本,并在序言中热情推荐:“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瞿秋白还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登载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该刊第一次反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立见解和鲜明政治观点的论文。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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