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与右派的斗争取得突破性胜利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国民党一些右派分子自然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8月1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亦近纵容”。

此时，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加之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加大，他便向中央告假，在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为此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www.xing528.com)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

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用简短的话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处事方式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有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