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全程揭秘，五天斗争取得保护主义胜利

毛泽东最早取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在1921年9月至12月，他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

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近万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

然而，组织工人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安源，组织和参与安源工人大罢工。

第一次到安源是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曾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毛泽东此行可谓是了解情况。

第二次、第三次到安源是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第三次还派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第四次到安源是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第五次到安源是同年9月初。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罢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

第六次到安源是1922年冬天。毛泽东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要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由此，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3年就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www.xing528.com)

第七次到安源是1923年4月。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找矿局谈判，严正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他们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有大的反动举措。

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可见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对中国革命成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也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可以说在这期间已初见端倪。

毛泽东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到1922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想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他们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声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支持。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翔实情况，刊在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

赵恒惕事后对他手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从当时来看，赵恒惕这句话说出了毛泽东在湖南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赵恒惕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不仅在湖南“闹”得天翻地覆，日后还要在中国“闹”得天翻地覆，让整个反动政府没有立足之地，建立了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人民民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