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临时工毛泽东的历史瞬间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去北京，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呢？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

到北京后，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准备就绪，当时已经在北大任教授的杨昌济看到毛泽东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便推荐他到李大钊主管的北大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北大的一名“临时工”。

毛泽东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每月不但有八块大洋的工资，“在这里能多读书，又能广交朋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毛泽东放弃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认为“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待在中国或许更有用”。

毛泽东在北京除见到了李大钊外，还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但是，由于“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出洋未能成行。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的，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一方面，他主张吸收西方知识；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这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也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当时，毛泽东对陈独秀非常敬佩，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其很大影响。

后来，毛泽东从北京辗转上海回到长沙。此时，同他去北京的时候已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从北京带回了许多新的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他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此时，毛泽东写文章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深刻变化。(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国的问题。他们下功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湖南，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以往，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在“五四运动”的有力冲击下，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这段文字就是有力的注解。

如果说“五四运动”让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那么北大这段“临时工”的经历则是对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一次有益的聚集和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