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的反讽

在托克维尔1850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1789——1830年间法兰西的历史。他说，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如同一幅图画，它描绘了41年间旧制度及其传统、记忆、愿望、贵族代表人物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的激烈斗争。”托克维尔谈到，到1830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已经注定了。旧制度所保留的一切，包括其缺陷与优点都消失了。这便是“那个时代的一般面貌”。（第30页）

《回忆录》弥漫的情绪与早于它1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中的不同，也与同戈比诺的通信中的不一样。因为，在《回忆录》中，反讽性视角取代了写作《美国的民主》时的悲剧立场。托克维尔的失望在《回忆录》中完全发泄出来了，他在戈比诺面前曾不让自己表现出这一点，也拒绝在就法国历史的公开反省中充分表达这种失望。托克维尔写道，他的《回忆录》并非有意要“向读者描绘一幅图画”，它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我的一种精神放松”。这位历史学家打算在公众面前公布的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不得不“客观地”分析大革命本身的得失。

在《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中，托克维尔强调，尽管欧洲和美国随着“民主原则”的增长，所失颇多，但所得亦多；总而言之，他认为得多于失。这样，对于1789——1830年欧洲的混乱，或许会认为它形成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是一种能够引导人们实现新的美好生活的社会智慧。但是，在托克维尔计划写作有关旧制度衰落和大革命出现的历史的第二卷时，他原先的愿望和随后那斯多噶式顺从已经被一种绝望所取代，它与戈比诺在总体上对历史的反思表现的那种绝望别无二致。

1856年，《旧制度》第一卷出版，调和的语气相当程度上减弱了。此书表述的意图是：“澄清［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什么方面与先于它的社会制度相类似或相区别；并且确定在此剧变中的得失。”（第xi页）1830年看上去还有理由乐观的社会情境到1850年时，在托克维尔看来已经大为改变了，这时他能表明的只是一种谨慎的悲观情绪。然而，这位悲剧作者的信念依然存在。他认识到，旧制度的衰落、大革命及其结果反映了社会过程之运作，倘若客观地判断，该过程仍可以是有益的，并且可以缓和它们造成的情感与偏见。这依然是对大革命的一种接受，并把它的理想当作不容忽视的社会过程的表现，憎恨它是一种疯狂，而试图避免则是愚蠢。第一部著作中的期望已经让位给了第二部著作中的顺从了。

然而，在托克维尔有关大革命的记录中，他写道：“大革命是一种极为新颖的革命，其最有力的参与者是最没文化和最粗俗的阶级，当他们被鼓动起来并且由知识分子来为其制定法律，一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便来到了这个世界。”（《通信》，第161页）新的事物诞生了，但它并不是兰克从远离大革命，在柏林那无忧无虑的位置上看到的那种自我适应、自我调节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有着善与恶这两种可能的“全新而可怕的事物”。要确定这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的性质，以及支配它的法则，以便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仍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史学家的终生目标。其著作中的语气和情绪一贯趋向反讽和悲观，但观点仍是悲剧的。革命的图景在历史意识中展示的法则并不是以戈比诺执拗的情绪来思考，后者为大革命预示的欧洲和世界的浩劫而高兴，托克维尔却一直努力使它在意识中复苏，使它能够转而对社会有益。(www.xing528.com)

托克维尔始终反对将历史中某个特定时代定为标准的冲动，好像那样就能判断和谴责所有其他时代了。他试图对一切社会阶级都保留同样一种开明的思想。但即便他表示下层人民有“希望”，他对他们还是没有信心。1848年，他带着一种只能称为是温和的怀疑主义的情绪写道：

我们的状况的确非常严峻；尽管如此，民众良好的理智和情感仍为希望留有余地。直到现在，他们的行为都值得极力称赞；并且，如果他们有最杰出的领袖能把这些良好的意向转变成优势并加以引导，我们很快就能消除一切危险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并将共和国建立在最为稳定的基础之上，即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回忆录》，II，第91页。］

由于托克维尔在个人的政治信念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因而原则上欢迎变化），他也是一个经历了诸多革命的贵族（因此从经验得知，不经历苦难便不可能有变化），这样，他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态度要比米什莱的更为“现实”。但是，就像在米什莱的反思中那样，托克维尔接近晚年时，其作品的口吻更为忧郁，因而他也更像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完全没有受到他随后一代人的欢迎，其理由不难发现。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的那种悲剧式实在论太过模糊，自然不受到这个不允许模糊的时代欢迎。1848年革命破坏了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赖以繁荣的妥协立场。在接下来的时代，史学家像其他任何人那样，不得不要么支持革命，要么反对革命，这决定了要么是以一种激进主义的眼光，要么以一种保守主义的眼光来阅读历史。托克维尔就像黑格尔那样，其观点在一些思想家看来太容易变化、太模棱两可、太宽容了。这些思想家觉得，在哲学中的叔本华和斯宾塞之间，在文学中的波德莱尔和左拉之间，在史学思想中的兰克和马克思之间，他们必须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