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比诺批评及元史学的反思

在戈比诺这本现在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他坚决拒斥支撑着诸如浪漫式和喜剧式历史观念的进步神话。他并不是把刚刚逝去的过去和他自己的现在看成人类自由这部悠长戏剧的高潮，而是将整个的历史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它长期以来从假想的人类纯洁时代“堕入了”普遍的种族腐化和“种族混杂”的堕落处境。戈比诺说话的语气是纯粹反讽式的，并坚持作者自己坚定的实在论以及毫不畏惧地承认生活和历史的“事实”。在回应他人批评这本著作的“腐蚀性”本质时，戈比诺写道：

如果我有任何的腐蚀，那是用酸来腐蚀而不是用香水。相信我，这根本不是我这本书的目的。我并不是在告诉人们：“你无罪”或“你有罪”；我告诉他们：“你已濒临死亡。”……我说的是你已经度过了青年时期，现在，你已经到了衰老的年龄。无疑，你的金秋要比剩余世界的衰老更具活力，但它仍然是秋天；冬天即将来临，而你将不再有子孙。［戈比诺致托克维尔的信，1856，见托克维尔：《欧洲革命和与戈比诺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第284——285页。］

前面曾引了贡斯当一段话，作为后革命时代绝望的虚无主义的例证。这两段话的语气对比很明显。贡斯当的语气忧郁，而戈比诺则是执拗地冷酷与客观。前者记录了一种印象，后者却断言一个科学真理。戈比诺就像19世纪50年代及以后许多其他史学家那样，认为史学家只能充当社会过程的诊断者，而不是充当诗人或预言家：

通过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我从你那里取走了什么吗？我不是一个谋杀者，也不是一位诊断出绝症的医生。如果我错了，我的四卷著作将一无所剩。倘若我是对的，事实并不会被那些不想面对它们的人所征服。［第285页］

托克维尔主要是在伦理方面反对戈比诺的理论；他担心它们将对其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造成影响。1853年，托克维尔致信戈比诺说：“您难道没有看到，在您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切由永久的不平等所产生的种种罪恶吗？诸如傲慢、对同胞无情地嘲笑、专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卑鄙。”（第229页）托克维尔认为，戈比诺的学说只是一种现代唯物主义的加尔文式宿命论（第227页）。他问戈比诺：“难道您真的相信，循着这些路线追寻人们的命运就能真正解释清楚历史吗？有史以来，有那么多伟大的心灵试图在特定的人物、情感、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中找到事件产生的原因，难道放弃了他们追随的实践，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就更确定了吗？”（第228页）托克维尔认为，他和戈比诺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不同就在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和仅仅依靠“理论”之间的不同（1855年《通信》，第268页）。前者得出了真理，后者只是得出意见，而且是一种反映了不得不适应革命后环境的数代人特征的意见，这种环境不用历史学家的刺激就导致了沮丧和悲观的情感（1853年《通信》，第231页）。(www.xing528.com)

对这些反对意见，戈比诺的回答是，相反，他依赖的正是“事实”，而不是通过他发现的事实揭示出的真理的道德意义。在1856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著作旨在探究、说明和展示事实。这些事实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其他无须多言了”（戈比诺致托克维尔，1856年《通信》，第286页）。对此，托克维尔回信写道：

您对人类极不信任，至少对我们的同类如此；您认为人类不仅堕落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崛起。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特别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我们要被奴役。因而，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在这群乌合之众中至少保持某些秩序，政府的利剑甚至鞭子在您的眼中也有其好处……就我自身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或有某种倾向接受这些涉及我们族类和国家的观点。我认为不应对他们表示绝望。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如同个人，只在他们运用自由时才有其价值。我经常说，在我们新生的民主社会中，稳定和保持自由要比在过去某个贵族社会中更难，但我未曾敢说它是不可能的。我向上帝祈祷，以免他让我产生了人们还是放弃尝试为好的想法。不，我不相信这万物之灵的人类会是你说的那变坏了的羊群，并且，我也不相信，除了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地交给一小群牧羊人，再无其他选择了。这些牧羊人毕竟不是比我们人类的羊群更好的动物，而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坏些。［托克维尔致戈比诺，1857年《通信》，第309——310页。］

这后一段文字显示出托克维尔的历史知识观念根本的伦理基础。这种观念远非乏味地“单单为了事实”而研究事实，而正是寻求一种悲剧作者试图为自己及其读者找到的超历史的立场，通过思考这一立场，政治舞台上不同党派的代表有可能就一切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人们解决一切社会结构问题的暂时性达成妥协。

如果说喜剧式的历史观念产生了社会适应的史学，那么悲剧式观念便是那称之为社会调和的史学之基础。当以一种温和的讽刺来写作时，反讽的观点具有调解的层面，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喜剧式做法。但一般而言，反讽式历史学是从悲剧的另一面、在悲剧的真实性被记录而且甚至于它们的不妥之处也被察觉之后作者的再度审视开始的。托克维尔力图防止由一种与反思现时代历史而揭示出的残酷真实进行悲剧式调和的情形，落入那种作为戈比诺反讽式史学基础的愤怒之中，也防止堕入那种曾激励兰克喜剧式史学的“如其所是”的适应精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