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对秩序的重视要甚于对自由的重视，但他并不允许自己像早些时候的柏克或他同时代的黑格尔右派那样，把对秩序的热爱当作抵制社会变迁的重要论据。事实上，在1854年托克维尔访问德国期间，当他看到黑格尔的思想被普鲁士的“统治力量”利用，他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个人崇拜便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一封这些年里写的信中，托克维尔指出：就像通常所说明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切确定的事实都应当视为合理的；并且它们存在的这一情形本身就足以使得服从它们成了一种责任”（《回忆录》，II，第270页）。简而言之，托克维尔在黑格尔去世25年之后遭遇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看来使得现状具有了某种神性。这就违反了托克维尔的信念，他认为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有其历史性，人们有权对源自过去的任何事物做出判断，并且根据环境和人类需要的变化加以修正。他同样排斥其朋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学说，但理由不同。戈比诺用一种遥远、虚构的过去构成了一种神性，它完全像普鲁士的“黑格尔化了的”现在那样专制。
启蒙时代晚期的反讽式历史学并没有随着转入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而消亡；它只是被推到了不再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德·迈斯特尔的反革命哀诉、夏多布里昂对欧洲丧失基督教信仰的悲伤反思、克尔恺郭尔的新正教、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和叔本华的哲学，都立足于某种反讽式的历史观念，它们大体上都是对于黑格尔把全部世界进程按喜剧式情节化而作出的反讽式回应。但是，对历史的反讽式研究直到50年代以后才确立为一种替代浪漫式和喜剧式研究的真正选择，那时候，它像叔本华哲学本身那样，充当了米什莱和兰克这样的史学家的“质朴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在概念上过于确定的“历史哲学”的替代品。在1848——1851年革命后作为欧洲学术、艺术和文学特征的“实在论”氛围之下，各种对历史的反讽式观点作为思想和表述的主流模式取代了浪漫的和喜剧的模式。并且，这种观点鼓励了由特赖契克和冯·济伯尔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国家主义”学派，由泰纳、巴克尔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以及由勒南[13] 、布克哈特和佩特代表的“唯美主义”学派。(www.xing528.com)
托克维尔完全看到了反讽式历史观念的要求，并预见了它的到来。19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其朋友戈比诺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观念，并且，他试图构想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悲剧式历史观念，它在承认反讽式洞见的合理性之时超越它，至少为他自己这一代人提供支持起适当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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