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托克维尔同时把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描述成一个过程，其中过去最糟糕的因素仍然被保留下来，还成了既定现实的某些方面。托克维尔如米什莱和兰克那样，发现了将其自己的时代与旧制度相连结的连续性线索。但这种连续性构成了某种不确定的遗产，它是由倾向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组成。托克维尔指出，不幸的是，这两种因素并非正相对立。他认为，只要政府“满足和迎合法兰西民族对于平等的心愿”，该民族在任何统治中都趋向于容忍“事实上充当专制工具的实践和原则”（第210页）。
托克维尔认为，另一条更细微的线索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线索是由他称之为“对自由的渴望”（同上）构成的。对于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的冲动延续并不断增长，对自由的渴望则起伏不定：“从大革命爆发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个延伸期内，我们发现有若干场合，对自由的渴望复活、死亡，然后再复活，再渐渐死亡，不久又会再次燃烧起来”（同上）。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都不是对自由渴望的必然载体，前者一目了然，后者是因为其献身者往往热情、固执，并且“时常是盲目的，准备对那些能够满足其要求的人做出任何让步”（同上）。
那么，在未来，对自由的希望会在哪里呢？托克维尔认为，在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不确定的特征中能找到它。这种特征产生并促成了革命的传统。(www.xing528.com)
几乎不可能看到，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民族的一切行为是如此充满对立，如此极端；它任由情绪支配，确定原则少有作用；其举动往往不是比人们期望的更好就是更糟。他们时而居于人性的规范之上，时而居于其下……只要无人想到抵抗，你能用绳牵着他们（法国人），一旦革命运动开始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投身其中……因此，法国成了欧洲国家中最光辉也是最危险的国家。在其他民族眼中，它最有资格成了令人钦羡、憎恨、同情或警惕的对象，也是绝不容轻视的对象。［第210——211页］
在法兰西民族的不可预言、无限的多样性和极端主义之中，它构成了一个真正与美国民族相反的类型，无疑，托克维尔对此有诸多称颂。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像米什莱那样赋予法国人民那种神意的神秘特征。法国人民的不确定性在能够分辨的历史因素中有其来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阐明了一些，但他把法国人看成革命传统最卓越的守护者，这种传统可能将欧洲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中拯救出来，它是消除平等主义在其极端形式中的罪恶的方法，也是调节过度政治集权的砝码，纠正任何试图返回过去或始终满足于现在的冲动的方法，以及未来人类自由持续增长的最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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