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的语义学：元史学对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这一切都在《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开头几章中勾勒出来了。在此，托克维尔将美国和欧洲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则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者那里。但他指出，在欧洲，独立判断与批判精神从路德经由笛卡尔到伏尔泰得到继续发展，而在美国，这种精神堕落为对公共观点的接受。这样，在欧洲有着一种民主的哲学传统，它在文化、政治和宗教中支持并援助了革命传统；而在美国，哲学传统几乎完全不存在，甚至对哲学毫无兴趣。美国社会是宗教虔信的产物，它“从不怀疑”地接受那些信念，并且“不得不同样接受其中产生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大量道德真理”（II，第7页）。相比之下，在欧洲，贵族阶级和国家集权对平等原则的抵抗促进了哲学和革命的发展。相应地，思辨的自我批判传统和通过革命行动进行批判的传统在此都鲜活地保存下来了。它们提供了创造一种新社会的可能，这个社会在原则上平等的同时，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倡导一种个体性，这是美国所没有的。

因此，到最后，美国表现出来的只是二分之一的欧洲自由传统的一种奇异发展。欧洲文明的发展源自于两种社会理想（贵族制和民主制）和两种政治趋势（国家集权和革命）之间的对抗。相比之下，美国文明缺少贵族制社会理想来充当民主理想的制衡物，也缺乏革命传统来充当国家集权的制衡物。这样，在美国，未来对于自由的主要威胁在于国家集权与民主社会理想的可能联合，它将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制（第13页）。在欧洲，贵族制独立的传统以及革命传统将制衡可能利弊俱在的民主理想的发展，这有赖于它们如何运用。如此，托克维尔便向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同胞指出：“我们时代的国家不能阻止人们的处境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原则将他们引向奴役还是自由、引向文明还是野蛮、引向繁荣还是恶劣”，这仍然有赖于“他们自己”（第352页）。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反思很少可以视为绝对赞许，多数可看作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是极富反讽的。他置身于美国之上，并从各个方面做出判断，把美国看成各种条件和过程的联合体。这些条件和过程很少提供什么理由让人们希望美国能够产生任何对普遍的人性而言有价值的东西。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历史的情节不像任何浪漫主义式的上升，甚至不像通过其主角遭受苦难而在意识中获得提升的悲剧性兴衰。美利坚形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对其倾向专制的内在冲动不存在任何限制的民主，最后只能得出一种可怜的结果。(www.xing528.com)

确实，托克维尔提醒我们，国家并非完全受制于“由先前的事件、这些国家的人种，或者土壤和气候中产生的一些不可超越的和不可理喻的力量”。他批判信仰这些决定论的原则是“错误的和胆怯的”；它产生的只能是“虚弱的人类和怯懦的国家”。虽然神意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全面的独立或完美的自由，但想象一种每个人都能主宰自己的自由之境还是有可能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虽然“在每个人周围画出了他无法跨越的命运之圆”，但是，“在这个圆圈的广阔范围内，他是强大的，也是自由的。”并且，“对人是如此，对社会也是如此”（同上）。但托克维尔很少劝说人们对美国的未来及其民主抱有更多的希望，这有可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对他的著作没有多少兴趣。穆勒认识到了托克维尔在思想中对民主的这种敌意；并且，尽管他称赞托克维尔的历史见识与社会学考察的深刻性，针对美国和欧洲民主的未来，他却否认由这位法国贵族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