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他并非因为“仅仅满足于一种好奇心”而着手研究美国的民主,相反,他首先是想要构想一幅“民主本身,以及它的偏爱、特征和成见的图景,以便认识到在其过程中我们担心和希望的东西”(I,第14、17页);其次,他要为“新的政治科学”打好基础,这是“新世界所需要的”(第7页)。托克维尔的真正主题是自由的理念,它从一开始就渗透在欧洲文化生活中,并且贵族制和民主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此做出过贡献。
然而,托克维尔有关美国的民主观念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表现出西方文明的构造中的一种断痕和分裂。自从16世纪封建社会的崩溃以来,这种片面而极端的发展倾向就在欧洲存在了。美国提供了一个单纯民主类型的例子;在此,“第一次……至今不为人知或认为是不可行的理论将展示出一幅新景象,而世界根据过去的历史还没有为它做好准备”(第26页)。美国丰富的自然财富,以及缺少任何原先存在的社会秩序,使得仍然潜在于欧洲的某种思想和行为传统有可能成长、繁荣,并且在自由的理想中表现出它所有的创造和破坏的潜能。这样,美国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温室环境,而这种系统只是最初形成于欧洲,后者“仍然因在腐朽中衰落的世界残余而被拖累”(II,第349页)。但是,恰恰是这些旧社会的历史残余的存在,为在欧洲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可能性,它要优于在美国形成的那种。
在托克维尔正写作《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时,美国社会开始显示出他所认为的某些潜在的致命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其变化而无发展。托克维尔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现一种沉闷的阻滞现象,它阻碍创新,无力将变化转变成进步。这样,他认为,美国人民将自己呈现给同时代观察者,其处境与两个世纪之前人们从欧洲抵达美国时本质上是相同的(第7页)。托克维尔也为美国生活中盛行的物质主义而感到沮丧。在许多地方,他表示出对美国将形成富豪统治的担忧,这种统治在动摇平等理想的同时,将不可能替代健康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后者正是欧洲贵族制在其早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中具有的特征。(www.xing528.com)
托克维尔声称,美国的民主中并没有什么本质上是“美国的”东西,这就表明,欧洲也潜在地受到类似危险的威胁。他认为,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欧洲源起。因此,他写道:“如果我们在研究了美国的历史之后,仔细核查一下它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我们仍然会深信,没有哪种记录在案的观点、习俗、律法,甚至事件是人们不能说明其[欧洲的]源起的”(I,第29页)。托克维尔将美国生活的静态性大部分归因于缺少一种“民主革命”的传统,在那种传统中,确立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接受周期性的批判和评价,并保存它的进步性变革的动力(第7页)。
正因为缺少这种革命传统,才使得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生活真正区分开了。在美国,民主的理想仅仅是被确立了,而在欧洲,这种理想必须确立自身以应对贵族制的反抗,以及抵制中央集权政府,它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同敌人。这种反抗使得贵族制文化的某些片断去拥抱民主制的理想,它导致平等原则和革命性动力融为一体,并因此创造出那种民主革命的传统。有了这种传统,欧洲就被赋予了一种进步性变革的潜能,这是美国的民主所没有的。这样,对于理解美国历史而言,只要考虑两个因素(令人鼓舞的社会理想和它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理解欧洲历史却有四个因素需要研究。它们是贵族制社会理想、民主制社会理想、集权国家和革命的传统。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美国的剧情表现为人类只是为了确立平等原则而与自然的斗争,因而是可怜的;欧洲的剧情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斗争,牵涉到社会观念的冲突、凌驾和反对这些观念并用它们为自身服务的国家力量,以及一种革命传统,它反过来对抗国家权力,并且在忠于自由理想的过程中周期性地消解它。这也就是说,欧洲与美国比起来,是一部包含了一切真正的悲剧成分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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