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注意到，托克维尔认为同时代史学家的兴趣“只在次日”，与他自己对“整个未来”的兴趣相对，这种描述表面上看是错的，或者至少过分夸张了。事实上，他那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历史编纂，除了专业的博学派学术著作，都指出要致力于解释现在，并且为当时的社会步入未来的“现实”运动做好准备。但是，一种是涉及不远的将来的历史学，一种是涉及“整个未来”的历史学，二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后革命阶段能够创立的基础之一。它允许史学家声称，自己对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所做的反思具有一种科学的或客观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那种更直接涉及社会者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察所不可能具有的。穆勒1836年在他写的《美国的民主》书评中看到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偏好，以及其中本质上反自由主义的含义。
托克维尔表示，对于有可能存在一个与任何过去或现在了解的东西不同的未来，他一点也不怀疑；故而他把自己区别于保守主义者。但许多评论者只是因为看到他希望从旧制度中挽救那些值得赞许的东西，而把他和保守派归为一类。然而，未来理应是一种历史性的未来，它虽与过去和现在不同，却应是二者的继续，正是这样的信念将托克维尔坚定地归入了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他投身于这种传统的做法是拒绝预言未来将采取何种确定形式，偏爱由研究过去转向描绘面向现在的所有可能未来，随后返回到现在，以强调人类必然要做出选择，决定实际上将要发生的确定未来。托克维尔用史学思想将生活着的人们置于选择的境地，使他们活跃在选择的可能性之中，并告诉他们做出任何选择之后要注意的困难。这种经常性的运动，即从欢庆人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未来，到记住每一个实践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危险和苦难，再到为奋斗和劳作欢呼，这使得托克维尔既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成了一位悲剧性“实在论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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