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中的两种模式

托克维尔按马克思的方式设想了一种能够发现社会过程规律的历史学，这通过《美国的民主》中讨论历史与诗的关系表现出来，也通过在该书第二卷阐明的历史意识形式概念表现出来。

如同托克维尔注意到的，尽管诗是对“理想的探寻与描绘”（第75页），历史必须说明有关人类世界的真情，描述在实现理想的任何尝试中遭遇的真实力量，并为社会的未来勾画真正的可能性。但托克维尔指出，单独是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的理想都不可能提供全面的真实以及关于实在的全景。因为在贵族派和民主派史学家审阅历史档案时，他们必然寻找并了解不同的事物。例如：

当贵族时代的史学家纵览世界戏剧时，他立即会觉察到一小部分操纵着整个场景的重要演员。这些占据了前台的伟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聚焦在他们自己身上；当史学家专注于参悟促成这些人言行的秘密动机时，其他人便被遗忘了。［第90页］

贵族派史学家倾向于“把所有的事件归因于特殊的意志和特定个体的性格；并且，他们也乐于将最重大的革命归因于细微的偶然性事件”（同上）。结果，他们虽然经常能“以其睿智描绘出最细微的原因”，却也常常“不知不觉地遗漏了最为重大的因素”（同上）。民主派史学家则截然不同。实际上，他们展示出“正好相反的特征”。他们倾向“不把任何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归之于个人，或者把对民族命运影响归之于个体成员；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任何细小事件都指定了重大的普遍性原因”（同上）。贵族派史学家尽管不像诗人那样理想化，但仍然只擅长于描述个人控制自身命运的程度。他无视那些普遍性原因作用于个人的力量，以及它们如何使个人绝望并使之服从它们的意愿。比较而言，民主派史学家设法在他从历史舞台上看到的大量细节中揭示出更大的意义。他被驱使着关注一切事物，他关注的根本不是个人，而只是巨大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力量。因此，他倾向于把历史看作一个人类无法驾驭其未来的令人沮丧的故事，它要么激发出一种抑郁的反讽，要么激发出一种对事情会自然好转的盲目乐观。

我把这两种历史观念称之为形式主义的和机械主义的，并且将它们看作两种意识模式的功能，即隐喻意识模式和转喻意识模式。托克维尔“反讽式地”拉开了这两种历史意识模式的距离，他（正确地）指出，像他设想的那样，这两种模式都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事实，即一种状态或条件是由另外一种不同状态或条件演化来的。贵族派只看到了历史领域中的运动、生动细节和激情，也因此不可能相信历史的持续与连贯性。民主派史学家在所有显然的运动和变化之后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因此根本无法认识到任何本质上的发展。

对于这些冲突的和不充分的历史意识形式，托克维尔用来替代它们的并非第三种形式，而是贵族形式和民主形式的结合。他指出，某种程度上，每一种形式都是正确的，但每一种都必须用于分析特定类型的社会。在用来研究某个特定社会的历史意识模式和被分析的时代或文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可选择的亲和力。事实上，托克维尔认为，历史过程中确有两种因果规则在起作用，一种是贵族社会所特有的，另一种则是民主社会所特有的。这样，他写道：

我的观点是，在任何时候，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事件可归因于非常普遍的事实，其他的归因于特殊的影响。这两类原因总是在起作用；只是它们所占比例在变化。普遍的事实在民主时代比贵族时代可用来解释更多的事情，而认为受个体影响的事情要更少。贵族政治时期则相反：特殊影响更强而一般原因更弱——除非我们要将条件不平等的事实本身看作一种普遍原因，这种不平等允许某些个体抑制所有其他个体的自然趋势。［第91页］

这意味着托克维尔认为，在个人主义和决定论、混乱和神意这样一些相互竞争的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之间，没有必要做出选择。要做的不过是在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寻找到主导性因果原则。这样，“试图描述在民主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史学家都恰当地……把多数事件归因于一般原因，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些原因。但他们因为无法追踪或理解个人的特殊影响而否定它则完全是错误的”（第91——92页）。

可是，试图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这种解释原则时产生的问题是，它以实际上问题本身作为问题的结论。如果我想说明某个贵族社会的衰落，却对需要分析的现象运用该社会自身有关历史实在之真正本质的概念，我便是相当不明智的。这犹如天真地相信某个特定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启发性价值。毕竟，托克维尔的问题在于向被取代了的贵族阶级解释为什么他们被取代了，这是该阶级的代言人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运用的历史意识模式与之“自然”相适，从而“本质上”是贵族式的。(www.xing528.com)

现时代“民主”出现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托克维尔意在向民主派和贵族派等人揭示这种新社会形式的真实本质，并阐明它在后革命时代的成功，那么，已然民主化的社会特有的历史意识模式不可能作为一种解释提供给这些贵族成员，对他们而言，正在分析的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模式都被看成是纯粹的灾难。

托克维尔寻求的，是以某些途径将一种社会制度内部赋予的认识转变成人们可理解的语言，而这些人因为对另一种社会制度忠贞不渝，往往倾向于通过该制度提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行程。这意味着托克维尔的任务是在两种意识模式，即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间进行调和，这样，每一种模式关于“实在论”的主张都能保持不变。鉴于托克维尔自己的思想倾向，此种调和作用的依据就在于反讽。但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托克维尔使自己不可能直接转向设定一种反讽式历史观念。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喜剧式的历史观念及其认可的提喻意识，因为他并不是栖身于一个假定各种社会力量都已达成妥协的世界。对他而言，喜剧式想象甚至没有被视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正如他在评论费希特和黑格尔时指出的，在他看来，将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强加在类似于他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纷乱时代很不道德。

但对于“民主派的”历史观念及支持它的转喻意识而言也是如此。虽然托克维尔形式上致力于为其时代的特定形式而寻找解释原因，他认为，作为一种研究程序，寻求一般原因有其局限，而且对那些片面追求它的人在精神上有削弱作用，这样，他指出：

当个体行为在国家中的痕迹消失了，经常发生的便是你看到世界在运动，却不见明显的推动力。每个社会成员在自身意志的基础之上单独行动，最后同时发生而产生了整体上的运动。由于要辨明并且分析其中的理由极为困难，人们都趋向于相信，这种运动都是不知不觉的，并且社会无意识地服从了某些统治它们的更高级力量。但是，即便假设在现实中揭示出了支配所有个体个人意志的一般事实，人类自由意志的原则仍然是不确定的。那种广泛到能同时影响到成千上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使他们屈从于同一个方向的原因理应看成是不可抗拒的；看到人类确实屈服于它，精神最后便得出人类不可能抗拒它的结论。［第92页］

托克维尔（错误地）相信，自己时代的历史思想仅仅成功地制造出一种这样的历史，它否认“少数人具有任何能力影响民族的命运”，并且否认人民本身具有任何“力量改造他们自己的环境”（同上）。每个地方的史学家都服从这样的信念，即历史要么是受“不可变更的神意”支配，要么受“某些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第93页）。托克维尔担心，如果这种说法由史学家传播给了读者，它便能“感染社会群体”，“甚至使近代社会活动为之瘫痪”（同上）。

于是，托克维尔的意图是相信历史中“一般原因”的作用，但其方式是限制这种原因一方面对特定类型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对特定时空所具有的功效。在民主社会中，例如他那个时代在美国形成的民主社会中，寻找一般原因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这种一般原因的产物。相比之下，在欧洲，寻求这样的一般原因不仅在心智上、而且在道德上都还是成问题的。因为欧洲社会乃是或者至少在1830年时看上去像是贵族因素和民主因素的混合物。对托克维尔来说，这意味着有可能根据两套规则，即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来分析其过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据两类因果行为方式来分析，一方面是一般文化的因果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个体的因果行为方式。由于这两种因果作用都被视为在道德权威上同样合法，但在历史过程之内却并非有着同等的自主性，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的感受造成了托克维尔早期反思历史时那种悲剧性的想象。

托克维尔所视的史学家的职责本质上类似于埃斯库罗斯想象的悲剧诗人应承担的职责，即治疗。这是一种质朴的历史意识，它有助于祛除人类对传统神祇残余的恐惧，并且通过建构足以培育出他们自己的高贵才能的制度和法律，使人类准备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然而，这种历史意识的培育特别需要贵族派观点的挽救，与其说是把它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不如说是当作一种关于现实的可能看法，当作一种矫正“民主”历史观念对精神的削弱作用的方法。

贵族派历史观曾教导人们“成为命运的主人并统治他的同胞，人需要的不过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观念必须用来反对民主观念，后者认为“人们对于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托克维尔问道，贵族派历史学只是教导人们“如何发布命令”，民主派历史学提倡“只要服从”的本能，是不是能够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他的结论是，不仅可能把这两种历史观念结合到一种新型历史学中，而且这种新型历史学还能超越两者，甚至以和诗歌相融合的方式来建构历史学，即把实在和理想，真和美、善结合在一起。他说道，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唤起人们的才能”，而不是使他们“完全拜倒在地”（同上）。因此，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表明他不倾向于“任何特定的观点，并且……不存在迎合或抨击任何党派的设想”。他说道，他没有“设法采取与别人不同的方式看问题，只不过是看得远些而已”。他声称为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当别的史学家“只是忙于次日的事情时”，他把自己的思想转向了“整个的未来”（I，第17页）。事实上，他已经试图把这种未来看成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