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辩证法中的辩证转换：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的元史学讨论

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兰克的不同，它很少认识到有关历史领域的辩证转换；其主导看法是从某个优越位置持续不断地堕落，并且无力利用特定的可能性。历史性力量的二元论，这种兰克视为在他所处时代真正实现了的社会妥协的前提，在托克维尔看来却是对文明本身的主要威胁。事实上，托克维尔整个的历史成就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他想确定是否能够从他看来像是矛盾的各种冲突性力量中挽回什么东西，而不致是总体性的灾难。

托克维尔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或反映在）他有关人性本身的概念中，正如1836年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人们拥有一副躯体和灵魂……你知道，在我心中，动物性被征服的程度并不比大多数人更强，［但是］我崇拜神性，并且愿付出一切令它居于主导。因此，我一直努力发现人们可能遵循而不致成为赫利奥盖巴勒斯[11] 和圣哲罗姆[12]的门徒的中庸之道；我深信，大多数人不会听信劝说去模仿其中任一位，无论是那位圣徒还是那位皇帝。［《回忆录》，I，第318页。］

同样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中，并且也导致他追求一种类似的“中庸之道”。就其政治立场，他曾谈到：

他们认为我交替地持有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偏见……但我的出身恰好使我更容易对这两者保持距离……当我步入生活之际，贵族制已经逝去，而民主制尚未诞生。因而，我的本能不可能盲目引导我追随这一种或那一种……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对两者都没有天生本能的吸引力，这样我无须努力便能静心地考虑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同上，II，第91页。］

托克维尔与马基雅维里相似，他深信自己的时代正面临在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之间无力选择的困境。他认为，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欧洲被搁在了旧的贵族体制和新的民主体制之间；它既没有完全抛弃前者，也没有彻底地接受后者，它忍受着两者的缺陷，而它们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享受到。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这两个系统的利弊，如何面向未来而评价它们的前途，并且鼓励人们就那些看起来不可避免，但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自由和创造性事业的方式做出选择。这种探索有一部分必定是历史的，但传统的历史考查无法充分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本质上既非“贵族式的”又非“民主式的”历史图景，但对两个体系做出客观判断却有可能，另外，也有可能将它们中有利于未来的东西拯救出来。

同样，托克维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也在旧贵族制时期的唯心主义和新兴民主时代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启蒙运动批判了贵族式的唯心主义，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真实而可见的世界”，将它视为研究的真正对象。一开始，思想和艺术都全部集中于物质世界，即“外在于人”的世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迷恋既非这个时代可能有的惟一兴趣，亦非真正与之相适应；托克维尔说，它“仅仅属于过渡时期”。他在《美国的民主》中预言，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中，思想和想象将“只和人”联系在一起，并更加确定地和人类的未来相关联（II，第76——77页）。

民主政治与倾向于把过去理想化的贵族派政治不同，“萦绕着它的是未来会如何的想象；在这个方向上，这些无拘无束的想象增长并膨胀，超越一切限制”（第78页）。这样，虽然民主文化的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性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的世俗化，与此同时，它至少激励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例如，“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诗歌将不再以过去传统的传奇或记忆为内容。诗人不会试图以超自然存在来充斥世界，这连他的读者及他自己的想象都不再会相信；他也不会冷漠地把美德和罪恶都人格化，这些在其本来面貌下可以更好地接受”（第80页）。由狂热的贵族政治式想象为诗歌呈现的广泛可能主题突然萎缩了，想象返回到人本身之中，而诗人在人性之中发现了他惟一正确的对象。“所有这些源泉对他而言都已枯竭，但人类仍然存在，诗人需要的正是人类”（第80——81页）。

托克维尔相信，如果人类自身能够被视为一切思想和艺术的对象与标准，就有可能创造一种既非唯心主义，亦非唯物主义的文化图景，它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同时是英雄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这样，他写道：(www.xing528.com)

我无须往返于天地之间以发现彼此对立编排的奇妙事物，如无穷大或无穷小、极度阴暗与耀眼光明能同时激起怜悯、赞赏、恐怖和耻辱感觉——我只需思考自身。在上帝的胸怀中，人类生于无、历于时，并永远地消逝了；他不过瞬间呈现，徘徊于两道深渊的边缘，并迷失于此。［第80页］

存在于“两道深渊的边缘”，产生了一种独有的人类苦难或绝望的感受，但它也生发出一种人类独有的欲望，即认识和创造的冲动。

倘若人们完全无视其本身，心中就不会有诗；因为它不可能描述心灵不可想象的东西。倘若人们确实认清了自己的本质，他的想象就将停顿，不再添加任何事物。然而，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被揭示，足以让他对自己有一些认识；但一定程度上又仍然模糊，足以让所有其他陷入深深黑暗中，人们永远在摸索却又总是徒劳，无法把握住有关人之存在的某些更全面的观念。［同上］

托克维尔感觉到，有必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将绝望和希望都保留下来，使人们的心灵直接面对未来，但同时提醒他们，只有经历最严厉的苦难、忍受最痛苦的劳作，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具人性的未来。因此，对于即将来临的时代，托克维尔想象出这样一种艺术，它由贵族政治时代的史诗模式，经历了过渡时期的抒情模式，再转为对人类环境的一种新的悲剧性理解。并且，他想象哲学是由更古老的唯心主义，经由过渡时期的唯物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更具现实主义的人文主义。适合这种新图景的社会制度并非排他性的，即要么是贵族式的，要么就是民主式的，而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说，就其符合民主式原则而言，它是平等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就其符合贵族式原则而言，它是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帮助创建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做法是阐明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两者的原则是在欧洲文明中那种单一持久的冲动所具有的作用，这种冲动乃是对自由的渴望，它从一开始就赋予西方文化这一特征。

我应当强调，托克维尔关于史学家充当调和者的角色这样的观念，预示了那种他在后来的史学反思过程中逐渐陷入的反讽式心理结构。作为一位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职业生涯开始时，旨在获得一幅悲剧式的历史图景，它以理解人与命运抗争中支配人性的规律为前提，更以理解支配一般社会过程的规律为前提。事实上，如果这些规律可能通过历史研究发现，那么，原则上它们应当通过规律的运用来努力实现那种在人类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情境和环境，将痛苦和苦难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著名的开篇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过程中发现这些规律的可能性理应让人抱有希望，但这样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人性概念的极大限制，这些规律本来是为了有利于人性被运用的。如果设想人自身存在着根本缺陷，例如，他身上呈现出的非理性力量，这种力量有可能阻止他实践自己按理性构想的最大利益，那么，对于支配着他作为社会存在的活动的那些规律的发现，必定会被视为并非显示根本的自由，而是一种命定。而正是这样一种有着致命缺陷的人的本质或人性概念，即人性本身并非理性而总是有某种非理性的概念，阻止了托克维尔走向他对于历史规律的探究本来驱使他朝向的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场。

事实上，托克维尔抑制住了他理论性历史概念的激进含义，并日渐由寻求规律转向寻求类型学结构。这种认识论层面上的运动也通过一种类似的转换反映在审美层面，即由隐含的悲剧式情节结构转变成一种逐渐增强的反讽式情节结构。在其晚期思想中，托克维尔不得不反思，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受制于各种条件——他们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力劳作去赢得尘世天国，并反思人们真正赢得这个天国之不可能性。并且，这种反讽性认识的日渐凸显确定了托克维尔本质上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托克维尔的忠诚仍然是贵族式的，这说明那些据此研究他的学者指出其心智形式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不无道理。但托克维尔反对保守主义那种满足于现状的典型态度。在某些方面，正如我将简要说明的那样，托克维尔不满意自己身处的时代，这与保守主义者戈比诺伯爵等人相似。但与戈比诺不同的是，托克维尔没有屈服于诱惑而宣扬他对贵族式文化美德之尊崇所要求的那种信念，也就是说，深信他的时代自更早的理想时代以来表现出一种彻底衰落。如同后来的克罗齐，托克维尔坚持要找到每一种过去的理想或社会实在中的缺陷，这些缺陷促使此种理想或社会实在消逝无踪，而被另一种更加生机勃勃的历史生命的形式所取代。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最终以一种反讽态度一面审视贵族政治，一面审视民主政治。可是，他同样拒绝公开承认他自己那种反讽性感受力的含义。在形式上，托克维尔仍然承认一种悲剧式的历史观，但是，当他不愿挑明自己通过把欧洲历史过程构成一部悲剧而暗中预设的历史规律，并且不愿得出那种关于理论性历史概念要求他得出的激进主义结论时，托克维尔也就背叛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