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化的历史：19世纪欧洲的元史学

我们会注意到，在某种意义上，兰克比米什莱更容易概括描述，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没有米什莱那么容易。这是因为按喜剧模式编纂的历史，其情节结构就叙事的故事层面而言，在形式上要比浪漫主义历史可能做到的更为连贯。米什莱关于法国史的情节描述了参与者（法国人民）逐渐获得自身本质的全部意义，以及达到其内在统一的完整实现（尽管为时不长），以对抗试图挫败其成长与自我实现的模式化人物、制度、传统。但是，这一上升直线的纯粹性因为其各构成点的隐喻特征而模糊不清——为了让人们想象参与者以其连续的胜利而达到了更高阶段，每个点都必须更加炫目、更为极端、更加广泛而激烈。此外，由于米什莱是从远离这一上升过程顶点的位置来撰述它的历史的，他知道到达顶点之后，由于对大革命理想的背叛而开始衰落这样的结果，描述大革命高潮时刻的纯洁、光辉和圣洁的努力，在事件本身消退的情况下，便只有通过最迂回的诗意筹划才有可能维持下去。

米什莱和兰克一样也是一位复辟时期的史学家，尽管他以一种正好和兰克相对立的方式来体验他所写的那个时期。米什莱遭遇的是一种理想的消逝，就像高潮之后的失落，而兰克则感受为一种圆满，但这是在字面意思上的那种圆满。它并不像在米什莱的革命时刻的概念中那样，它不是清除了禁止人民自身联合的人为障碍而实现联合，而是原来和自身以及彼此间都不一致的诸要素在更高的共同体形式之内的真正综合。而这种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其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充当整体的一个必然部分。

赫尔德提供的那种有关历史过程的有机论理解在兰克的著作中仍然作为隐喻呈现出来，该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可藉此理解的。但是，它升华成了喜剧的情节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就欧洲历史讲述的故事将被理解成一个表述了特定意义的故事。这种情节结构本身要比为米什莱的浪漫主义历史提供思路并赋予一种次要意义的结构更为复杂。

米什莱以摩尼教式冲突的形式将历史情节化，其中，正反两方被锁定到生死搏斗之中，并且为了达到故事的高潮，必须消灭一方或另一方，就像救赎或审判显现。但是，兰克将冲突的场景置于对正反两派斗争带来的更大统一体的理解中，并且强调一般社会秩序可以通过斗争的事实本身而得到什么。对于人类最终统一的想象被移到历史时间终结的时刻，作为信仰或想象可能认为该过程正在接近的预想目标；根本的重要性被放在制度和国家中已经实现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制度和国家正是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到复辟时期的千年冲突之中创建出来的。

喜剧的三重运动，即从显然为和平的环境，经由对抗的昭示，到在真正和平的社会秩序基础上解决冲突，它允许兰克自信而又令人信服地描绘出能够划分总体历史过程的主要时间单位。时间的过程能够被如此确定地情节化，这一事实激发起兰克的自信，他相信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形式是历史分析的“根本”单位，藉此，历史领域的图景被设想为一个空间的或共时性的结构。(www.xing528.com)

西欧文明根据拉丁和日耳曼文化基础被区分开来，并且根据建立在两种基础之上的语系进一步加以区分。这些语系在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共生关系的基础，民族通过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于是，在国家中，适合不同民族组织与表达其独特美德和权力的特定政治和教会组织形式被设定。于是，国家自身之间，表述在权力制衡观念中的那种特殊关系形态被当作了一种目的，国家之间的所有冲突都指向这一目的。部分从整体中分析出来，尔后，在叙事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又根据部分来重构整体，对部分转为整体这种关系的逐步揭示被体验成了事物何以如此发生的解释。

支持这些解释策略的比喻描述模式是提喻。这种比喻的“方法论筹划”即现代史学思想家视为“历史主义”的有机论。通过辨明所有赋予事件“结构”特性的线索，所要解释的事件被置于其情境之中，在这个层面上，兰克对于事物何以如此发生的解释类似于米什莱的。但是，一种给定的情境，就如“中世纪”、“宗教改革”或“17世纪”等等，其特性描述为读者提供了那种形式一致性的连续感，让人想到部分融为一个更大历史整体，而这个更大的历史整体正是欧洲文明自身最后阶段的形式。

正如叙事有故事的要素（它回答了“接下来发生什么？”和“最后一切又是如何？”），叙事也有情节要素，它回答“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解释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其中一个层面上，回答“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做法是，辨明事件彼此间联结的线索，将某个事件或某组事件插入到语境之中，因此也造成了一种事件具有丰满结构的印象，而该事件对任何规则性解释都不太敏感。在另一个层面上，回答“事件何以如此发生？”这样的问题则是，一种被看作是既得形式的语境变换成另一种，从而在有机论模式中表现出每一个后续阶段的现象彼此都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否认史学家能够认识到诸种形式的形式，其效果就在于赋予过程的最后阶段一种所有先前阶段预定的终极、结果或目的的地位，其中假定了史学家自身所处时代已经获得的形式一致性。简而言之，历史领域首先是被看成了一个分散事件的综合体，这些事件仅仅通过一些线索彼此相互联结，编织成了一幅事件——情境关系的背景；于是，历史领域重新被描绘成一幅各种融为一体的整体的模式，各种整体彼此间有着微观——宏观、部分——整体的关系，并且总是暗示，在历史中能够分辨出的最后的形式一致性便是社会和文化组织的至高形式，它能在整个过程中合理地认识到。

因而，兰克用提喻模式来构想历史。提喻模式被转化成了一种方法，它允许兰克按喜剧模式把历史情节化，并且按有机论的方式来解释历史。情节化模式和解释模式二者赋予了兰克历史学一种公认的“实在主义”科学的独有特征，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对这两种模式进行的形式辩护，我们的眼界就必须超出兰克的著作之外。这种辩护最早是在1821年由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威廉·洪堡在一篇名为《论史学家的任务》的论文（最初是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