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探索兰克历史观念的保守主义蕴涵

在《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兰克认为，战争并不能决定“国内政治组织的形式”，而只会是“它们的调整”。在《论列强》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相比。他写道，希腊化时期

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诸多相似性，一种高度发达的共同文化、军事科学，以及复杂外交关系的作用和相互作用，还有极其重要的贸易利益和金融、工业竞赛，并且有基于数学的昌盛的精密科学。但是，这些［希腊化的］国家由于出自于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及其后继者之间的纷争，它们既不具备也不可能获得任何个体性的存在原则。它们只是奠基在士兵和金钱之上。正因为如此，它们迅速地分崩离析，最终整个地烟消云散了。［第217页］

相比之下，兰克自己的时代因为具有“道德力量”和“民族性原则”的创造性力量而生机勃勃。他问道：“如果我们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从其奠基的民族性原则中获得新的生命，它们会是怎样？”“没有它而任何政府能够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同上）兰克暗示，正是如此，可以想象，只要民族自我认同原则能够保持，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就能继续存在。

兰克曾明言，他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以增强民族性原则的方式撰写历史，这一原则是防止人类堕入野蛮时代的惟一保护措施。另外，他在一段以后编辑《文集》时删掉的文字中明白指出，对他来说，一种民族国家体系就像一种众神之间的交谈那样能够永远维系。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会不会阻碍一种世界共同体的发展这个问题，兰克的回答是，文明本身依赖于多样性和分离。

如果不同的文献要让它们的个体特征相混并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将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单调。不，一切的联合必须依赖于每一个体的独立。这样，它们才能够以踊跃的形式相互激励并永远如此，而不会令某个成为主宰，或伤及其他。(www.xing528.com)

对于政府和国家也是如此。确实，一方绝对盛行将促使他者灭亡。大家都合并在一起将损害个体的本质。分离和独立发展将令真正的和谐呈现。［第218页］

总之，兰克并不欢迎可能有新的共同体形式让人们可以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且游离在民族国家和教会施加的约束之外。这同时是兰克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形态。由于“国家观念”在他的历史理论中充当了一种绝对的价值，普遍性和个体自由的观念被视为历史本身的两种选择；这两种观念正如后来在加缪[10] 那里那样，一方面被认同为专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被认同为无政府主义。同样，“国家观念”的作用阻碍任何（社会科学）寻求人类联合与一致的普遍规律。这样的研究必然提起国家所赋特征的价值问题，简而言之，它将揭示出国家特征纯粹的历史本质，并且会要求视“国家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观念。换句话说，它将要求“国家观念”被当作事实上它所是的那样，即本是一种联合的概念，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脱胎于世界历史的某个特殊时期而形成；它在16到19世纪之间假定了一种确定的制度和文化形态；并且，它因此而可能令人信服地让位于其他某种人类联合的概念，例如阶级、种族，抑或仅仅是在未来把人类的破坏性能力进行创造性升华的人类才能。

兰克认为，人类的问题只有在国家的情境中以及为了抑制那些冲动而形成的制度中才可以解决。他认为那些冲动在它们直接的表达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是破坏性的。他把任何威胁到教会（如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威胁到政府（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威胁到国家（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全球宗教）的东西，都视为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在他看来，任何把信念赋予一种被解放了的人性的运动都和感伤性的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假设任何这样的运动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确立自身，兰克都把它们视为政府和教会已然确立要抑制的力量。

这样，兰克在他的体系中，一方面把教会和政府，另一方面把民族作为既定之物，作为可观察和可确定特征的分离实体，并且告诫史学家要推想使这些实体聚合在一起形成有着个体性国家“观念”的国家共同体的方法，以此作为他们令人鼓舞的原则。就此而论，他那种“客观的”历史研究理想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历史文献中的任何地方，只要像政府、教会、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实体构成的是“问题”而不是“材料”，他的经验方法就不可能起作用。在兰克式方法的基础上历史研究若要能够继续，前提是社会机构要已经稳固得足以确定下来，以至于它们能够提出自己有关人、政府和教会的真正本质由何者构成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未经批判的确定规则来指导史学家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还没有成形或者开始衰落和摇摇欲坠的地方，在社会组织原则不再是自明性地赋予专门机构的地方，以及在构成人类共同体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产生的地方，就需要呼唤既研究现在也研究过去的其他方法，和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其他概念范畴。探寻这些其他的方法和概念范畴产生了新的社会科学，它形成于19世纪的后三十年。通常，这些新的社会科学涉及到历史问题，但它们毫不例外地对那个时代被称为历史方法的东西表示出敌意。因为此刻，历史方法是兰克式的方法，这不仅仅指它的朴素归纳主义，而且首先指它的前提假设，即国家是社会组织惟一可能的单位（也是惟一值得注意的单位）；另外还有它的信念，即由此，民族集团便构成了历史研究惟一可行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