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及其特定国家观念的形成

我对“国家观念”这个概念再三描述，这是此概念在兰克的体系中所起作用要求的，因为“国家观念”不纯粹是人们对于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可能持有的诸多观念中的一种，它是为了实现“和平的进步”而组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原则。简而言之，对兰克来说，“国家观念”不仅是一种论据，还是一种价值；更有甚者，它是一种原则。借助这种原则，历史中的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一种肯定的或否定的意义。当他认为永恒不变是“国家观念”的特征时，兰克同样揭示了一种有关上帝的思想。他承认，民族有来往、教会有组散、政府有兴衰，而史学家的职责在于编纂它们的演替过程，或者事后以其个体性和独特性重构这些过程。但是，要把握住它们的精髓，认识到它们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就要牢牢抓住形成它们、赋予它们作为特定历史存在性质的“观念”，并且找到使它们是此非彼的一致原则。仅仅因为国家的“观念”是永恒的，这才有可能。

但原则上，仅当它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形式中实现，也就是说，仅仅在人们实际上成功地形成了一个特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念”才能被认识到。这意味着，尚未达到以民族国家为表现的自我完成阶段的所有民族和文明，在真正的历史降临到16世纪近代欧洲历史之前，处于一种史前时期的黑夜中。若把这种日与夜的隐喻推到它的逻辑结论，人们便会注意到，历史的正午位于兰克自己的时代，即，在摆脱了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全面建立起来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我调节体系获得了一种最终的形式。简而言之，兰克把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当作一切时代的理想。他承认，真正的转变、革命和动乱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在他以前的时代；而未来对他来说不过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无限拓展。(www.xing528.com)

由于对兰克来说，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创造是任何事物趋向的目的，是一切运动指向的最后的平衡；因此，他必然要求将每一个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看成一种不全面的尝试，为的是实现他认为实际上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现在才全面实现的状态。于是，他不得不因此而主张，一旦现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就不会再有其他形式出现了。就像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那样，他能够设想的惟一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便是基于世界主义的或普遍原则的国际间或跨国的形式。这种普遍形式在中世纪就以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方式尝试过，最后发现不行；因此，它们被永久地取代了。兰克承认，在未来存在着尝试复活这些普遍主义社会形式的可能性，并且他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看到了这种努力。然而，兰克认为这类运动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对于加强和进一步阐明永久可行的国家“观念”而言仅仅是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