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揭示历史混沌

然而，这种对一切形式化解释体系的拒斥不足为信，因为，绝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预设了一种知识理论，正适合他们把历史领域描述为卡莱尔所说的一种“存在之混沌”（chaos of being），就此而言，史学家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姿态，他既是历史领域的过程中的观察者，亦是其中的行为主体。浪漫主义者如贡斯当、诺瓦利斯和卡莱尔，以此三人为例，这种有关历史的“存在之混沌”观念激发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每一种都暗含一种与史学家的任务相关的不同观念。贡斯当的立场代表了一种与承自18世纪晚期的反讽观点相关的浪漫主义另类观点，但是，由于他对大革命及复辟时代的事件具有的反应，这种浪漫主义更趋向于虚无主义。他对历史世界的一种描述，或许可以代表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思想必须要超越的忧虑之情。在一篇《论宗教》的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贡斯当写道：

这无往而不胜的人类，眼看着世界因防护性权力而人口锐减，而对他的胜利深感惊诧……他的想象力再无用处，独处一隅，只能想象自己。他发觉自己在大地中孤单无助，大地可能将他吞噬。在这大地之上，人类世代相继，短暂、偶然、孤单；他们出现、受难、死亡……已然消失的种族，其声音不再延续到尚存的种族生活之中，而尚存的种族，其声音必定很快被同样永恒的沉默吞没。没有了记忆，没有了希望，过去将他遗弃，未来向他关闭，身处其间，人类能做什么？他的祷告再听不到，他的祈求再无回应。他藐视前辈在身边留下的一切支持；结果只剩下他自己的力量。［转引自波利特：《人类的时间研究》，第212页］

这段话明显是反讽性的。开头那句标示出它本质上的反讽，在其中，看上去是“得胜的”人类，被描述成了因为自己长期努力并且最终成功获得的奋斗成果而感到惊诧的人。然而，这种胜利便是不理会人类自身，因为现在人类“发觉自己孤单无助”，成了一个“可能将他吞噬”的世界的栖居者。人类此刻立身之处暴露于威胁之中，贡斯当确定这种威胁源于他发现历史毫无目的、认识到代代相继亦无意义，即“人类世代相继，短暂、偶然、孤单；他们出现、受难、死亡”。从反思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中，人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慰藉：已逝前辈的“声音”对活着的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或忠告；并且在活着的人必须面对的世界中，他们很快便会消逝，并归于“同样永恒的沉默”。活着的人就这样被安置在将他们“遗弃”的“过去”与向他们“关闭”的“未来”之间；他们被迫“没有记忆、没有希望”地生活着。一切通常存在的对公共生活的“支持”土崩瓦解了，而人类只剩下“他自己的力量”；但是，这段文字明显地暗示出，这些力量不足以完成所有以前的社会和文明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人类的意识因而被描述成既不足以理解现实，也不足以对现实实行任何有效的控制。人类漂浮在历史的海洋里，其危险远甚于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刻原始野蛮人以他们的无知和虚弱面对自然界所具有的危险。

这种在历史前表现的反讽姿态，正是19世纪早期主流哲学体系决心要克服的，它准备以一种理论上更具合理性的概念，来认识人类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以及为历史赋予意义、指明方向的能力。这个时代在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庞大体系中反映出的形而上学倾向，试图消解那种反讽姿态，它是像贡斯当这样的思想家出于绝望而采取的姿态，他们将它当作了后革命时代“实在论”能够采用的惟一形式。

对于这种极度焦虑的情绪，浪漫主义者有两种反应形式，最主要的一种是宗教的，另一种是美学的。宗教形式的典型是诺瓦利斯。面对晚期启蒙时代与紧随而来的后革命时代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诺瓦利斯只是以大体类似于赫尔德的那种方式断定了历史过程本身具有的救赎性质。他以惟信仰论的教条替代了绝对怀疑论的教条。在《基督教世界与欧洲》一文中，他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那种焦虑，源自于该时代没有认识到，任何纯粹的世俗的或纯粹人性的方法是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

让真正的旁观者平和、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新的国家颠覆时代……倘若你的心境仍然趋向尘世，那么，你所有的依据都过于薄弱。但是，若用一种对天堂之高的深深向往来联结它，并使它和宇宙相连，你就能在其中得到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你的努力也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第56页］

诺瓦利斯憧憬一种新形式的基督教精神，它既不是天主教的，也不是新教的，而是世界性的和统一的。另外，他坚信研究历史便能为他的期望找到合理的依据。他说：“我向你们提到历史，你们要到它那具有启发的连贯性中寻找相似的时间点，并学会使用类比的魔杖”（同上）。这样，人类最终便能发现基督教言语的精神，并且超然于“文字”之间永无止境的更迭。他询问道：“一种文字要为另一种文字让道吗？你们还想在旧秩序、旧精神中寻找堕落的根源吗？你们是不是想象自己正在理解更新精神的正确道路之上？”（同上）诺瓦利斯强调，拯救既非伤感式地回归旧秩序，亦非教条式地坚持一种新的“文字”，而是坚信要把历史本身的“精神”当作一种模式。

这些精神之精髓将令你明智，不再做出那种塑造历史和人类，并且为它指明方向的愚蠢努力。历史难道不是独立的？不是自我支配的？不是极富魅力而颇具预言性的？研究历史、遵循历史、学习历史、与历史步调一致，真心地理解其中的应允与启示——可没有人想到要这样做。［同上］

诺瓦利斯的观念与贡斯当的一样是“神秘的”，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一种情绪、一种心灵状态，被提升到了一种真理的位置。一位所持的历史“神秘主义”与另一位对历史的极端怀疑论形成鲜明对比，可它们同样是教条式的。后者通过确认历史毫无意义地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前者则主张，我们能够获得的惟一有意义的生活，必然得自于毫无保留地相信历史力量将赋予自身意义，相信人们必须像他们自己在过去理解宗教那样“理解”历史。贡斯当体验为梦魇的那种情境，诺瓦利斯把它理解成了救赎之梦的素材。

然而，应该注意到，这样概略描述的两种立场实际上将产生同一种历史学。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单个历史事件具有一种价值，这是在由某种批判标准支配的历史学中所没有的，那批判标准要求历史学家区分历史档案中的事件是否有意义。对贡斯当而言，作为人类寻求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事件都同样地没有意义；而对诺瓦利斯来说，作为人类自我认识和发现人类生活之意义的组成部分，每一事件都同样地有意义。

在卡莱尔论《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的论文中，表现出另一种同样是美学的，但道德上更具责任心的浪漫主义形式。在此，卡莱尔把历史学的目的界定为努力废除“天命敕令，这样，时间老人就不会彻底地，不会在短短几个世纪内如此之迅速地控制住我们”。依卡莱尔看，史学家的目的在于将过去伟人们的呼声转变成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忠告与启示。卡莱尔说，在历史学巨著中，“逝者依然存在，隐者尚得彰显，死者仍能尽言”。在此，史学家的工作被视为一种转生，即虔诚地按原样重建过去，其精神直到现在还继续主导着怀乡性史学。尼布尔在其言谈中表达的那种心情也激励着它。尼布尔曾说过：“有一种东西能带来快乐，它将被遗忘、被忽略的伟大事迹放回到能够得到认识的位置之上。幸运地承认这一点的史学家就处在了其心灵与早已逝去的诸多精神之间的联系中，他感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此时，相似的行为与情感与对它们的感受合为一体，这正是那种他出于对伟人的友爱而具有的感受。”（转引自内夫：《历史的诗学》，第104——105页）(www.xing528.com)

但是卡莱尔的历史学观念就像他的哲学观念一样，是行动多于沉思，它在伦理学上更有活力、更果断，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它比早期浪漫主义者的历史性哲学更反对怀乡式的自我沉迷。在《论历史》一文中，他主张

在行为的历史中和书写的历史中不一样：实际的事件彼此间决不会像父母与子女之间那样简单地关联；每一个单一事件都不只是某个事件的产物，而是所有其他之前的或同时代的事件的产物；并且，它也会与其他事件结合起来产生新的事件：这是一种永远鲜活的、永远运转的存在之混沌状态，在其中，一桩桩事态本身是从无数的因素中冒出来的。［第59——60页］

卡莱尔在《论传记》一文中说，史学家必定以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有诗性的精神来面对这种“存在之混沌”：

科学的方面在于：因为每个凡人面前都摆着存在的问题，即，假如它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保持身心合一的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独创的问题，与每一个都不相同；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彼此之间如此相像，因而也像我们自己的存在一样；此外，它也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我们也深陷于生活之中。诗性所关心之处在于：前面所说那种人类自由意志对抗物质必须性的努力，仅仅通过人们持续生存这一情形来看，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将或多或少地以胜利的姿态显示出来，它恰恰是高于一切的，甚至是包含一切的，它唤起凡人心灵的共鸣而投入行动；并且它不管是作为行动的东西，还是作为呈现的或撰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仅是诗歌，而且也是惟一可能的诗歌。［第52——53页］

卡莱尔与诺瓦利斯及信奉宗教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对怀疑论的反抗包括了拒斥在人类自身之外寻求人类生活之意义的任何努力。人类的生命就其个体体现而言就是他的最高价值；因而，史学家的职责并非像诺瓦利斯那样单纯地赞美历史过程本身，而是要让人类生命了解其潜在的英雄本质。

但是，卡莱尔认为每一个生命既是“与他者相似的”同时也是“绝对独特的”，他排除了任何进一步超越这种（隐喻式）见识的可能性；他也排除了任何我们可能视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历史性“解释”的东西。如果“每一个单一事件都是……所有在它之前的或同时代的事件的产物”，并且历史领域是一种“存在之混沌状态，在其中，一桩桩事态本身是从无数的因素中冒出来的”，那么，要设想存在任何将这种“混沌状态”还原为秩序的途径，看来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卡莱尔看来，对历史领域的理解是由思想和想象，或者“科学”和“诗学”的两重运动促成的。藉此，事物首先是因为与他者相似被理解，然后才领悟到了它们的独特性，或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差异。卡莱尔所做的是，通过把对世界的科学和诗性领悟之间的关系看作概念的自然“过渡”这样一种方式，把它们归入到了隐喻模式之内。历史领域事先被设想成了一种“存在之混沌”，阐释这种历史领域的隐喻模式要求史学家只要以一种等待或期望历史领域将向他展示其丰富性的姿态，将自己置于历史领域之前，并坚信既然每个个体生命都像每一个他者，它“因而也像我们自己”，进而直接在意识中展现出它的统一性以及与其他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

由于历史领域表面上几乎被看成了一种混沌状态，这种历史学观念与赫尔德的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卡莱尔的历史学观念并不只是将它看成一种表面上的混乱，即假定它最终还是要努力将其不可胜数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总的综合体。事实上，卡莱尔与大多数后期浪漫主义者一样，认为这种混乱最终可分成两种存在状态，其本质均得自于上述引文中他为了区别科学的和诗性的理解而使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范畴。作为一个过程，历史表现为一群乌合之众对抗杰出人物即英雄的漫无止境的斗争。因而，对卡莱尔来说，历史知识只是单纯地探究“存在之混沌”而获得的，为的是要确定某些杰出人士出现的时刻，以及将其意志加之于一群好逸恶劳、顽固不驯的乌合之众的时刻。英雄的出现代表了“人类自由意志战胜必然性”的“胜利”。在这一点上，史学家的职责是构思一支颂歌来向英雄致敬，而不是像诺瓦利斯那样，唱着一首“总体历史”的赞美歌。

简而言之，卡莱尔有一个批判的原则，靠它挑选出个体的英雄，即成就了一些与历史相背之事的人，并将它当作一部对人负责的历史学的恰当的研究对象。贡斯当把“存在之混沌”理解为一种令人可怕的空无，诺瓦利斯将它视为一种没有区别的丰富生命力，而卡莱尔则认为它是英雄的个体面对而要进行控制的形势——即使只是暂时性地控制并且充分了解这种“混乱”将最终胜过那试图主宰它的人。在卡莱尔的思考中，“历史”具有更多的内在意义，这要远甚于贡斯当所理解的历史中的含义。人类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有着更大的价值，这恰恰是因为个体毅然将形式加在了这种“混乱”之上，并为历史留下了人类期待自己不单纯是混乱而能有所成就的标记。

然而，就历史的“存在之混沌”观念而言，它至少有利于将历史意识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那种决定论曾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思想逼入了反讽和讽刺之中。“存在之混沌”观念使历史领域和历史过程变成了一幅事件的全景图，在其中重要的东西是新奇的和新生的事物，而不是文化生命取得的成就或继承的遗产那些方面。这观念也使历史成为一个能看到新生事物不断出现的场合，而不是一个旧的因素在有限可能的联合中不停地简单重组自身的场合。但是，它并没有提供某种规则，使得历史领域中出现的个体因素，能够按照鼓励大家相信整个历史过程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意义这样的方式聚集起来。它只是将历史领域构成一种“形式的狂欢”，诗人可以到其中去寻找灵感来测试他的同情心、理解和欣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