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探究历史领域与情感混乱状态

在《历史哲学》导论中，黑格尔在两个关键段落中描述了历史领域作为一个问题，作为批判能力要期望从中获取某种意义的一组现象的特征。这两种描述本质上完全不同，对此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它们的个体特征。

在黑格尔对历史领域的特征所做的第一种描述中，他将之看成一种共时性结构，它被理解为情感的混乱状态，其中充斥着自私自利、暴行、希望的破灭，以及遭受挫折的计划和事业。在第二种描述中，他认为历史领域是一种历时性过程，就像一个特征仅仅表现为变化的领域。第一种描述意在充当一种概念生成的基础，使得被视为情感混乱状态的历史领域由此而能够被理解成一种目的的景象。第二种描述则为充当另一种概念生成的基础，使得被视为变化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由此而能够被理解成一个发展的过程。

作为一个现象的领域，对历史领域的第一种描述得自于隐喻模式，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现象，而且是被命名的现象。黑格尔认为，历史领域的特点在于，它就其美学形式、该形式提供的道德蕴涵，以及有关这些东西的结合必然产生的哲学问题，将自身呈现给“外部的和现象的”直观。因此，他说道：

最初瞥一眼历史，它便使我们确信，人们的行动都始于他们的需要、情感、个性和天赋；我们还被这样的信念深深打动，即这种需要、情感和兴趣是行动的惟一源泉——在这种行为场合中的有效动因。［第20页］

黑格尔注意到，的确，即使在这种理解层面上，我们依然有理由发现一些行为和计划，它们为的是献身于“自由的或普遍的目的”，例如“仁爱之心”或“高尚的爱国主义”，但是这种“德行和普遍的眼光与世界及其作为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理性自身可能显示出它对理解的影响，但是，在材料自身的基础之上，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情感、个人目的，以及自私欲望的满足”才是“人类行动的最有效力的源泉”（同上）。

当我们思考这种“情感大观”（Schauspiel der Leidenschaften），并且认识到，邪念和“良好计划或正当目的”根本上都是不合理性的；当我们“看到邪念、恶行、堕落降临到人类心灵曾经创造的最繁荣的国度”，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被抛入一种本质上是荒诞主义的戏剧观念之中。若这样观察，全部的历史看来就背上了腐朽的标记。另外，既然这种“衰败不是纯粹自然造成的，而是人类意志本身造成的”，“一种道德的苦难”（einer moralische Betrübnis）和“一种良知的义愤——如果我们心中有它的位置的话”，就可能在我们心底油然而生了（第20——21页）。一种纯粹审美地，或者（结果都一样）“只是老老实实地将许多最高贵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类美德的最杰出榜样所受的苦难合起来”，便形成了“这样一幅最为骇人的图画”（furchtbarsten Gemälde），并且激起了这样深刻的忧伤，使得我们趋向于往宿命论中寻求庇护，趋向于憎恨地退缩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更加惬意的环境之中，即由我们的个人目的和利益形成的现在之中”（第21页）。

但是，这种对审美认知的道德反应本身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反思，它在理性活动的任何意识之内“不知不觉地冒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巨大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则，为了怎样的最终目的而付出呢？”（同上）(www.xing528.com)

当我们论及此处，黑格尔答道，通常的办法是进行他描述为“反思性历史”的那种研究，即因果的和类型学的还原，由此历史领域才能得以“任意地”和“片断地”排列。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声称反对这种还原的策略，而认为“那些构成一幅暗含着阴郁情绪和深刻反思的图画的现象就是整个领域”［着重号为黑格尔所加］，而这整个领域展示出“实现……根本命运……或……世界历史的真正结果的途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同上）。黑格尔坚持，道德反省不能当成历史理解的方法。而由这种道德反省激发的对历史领域所做的因果还原或类型学还原，即使努力想用理解驱散惆怅，最多也只能把想要解释的现象搪塞过去，而最糟糕时则会强化我们对这幅本质上荒谬的整体图画的担忧。历史是一幅“罪孽与苦难的全景图”，任何与历史相关的看法若想否认这种理解上的事实，都不符合艺术、科学和道义的原则。黑格尔由此完全相信将历史领域直截了当地理解为“一幅罪孽与苦难的全景图”。但是，他把他对这幅全景图的理解置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讨论之中，他坚持说这种讨论产生于对“这些巨大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则，为了怎样的最终目的而付出”这个问题进行道德反思的意识。

简而言之，必须将“罪孽与苦难”看作实现某些高于它们的原则的手段。这些高一级的原则并非感觉到的，而是被视为通过对范畴进行先验的演绎（即康德针对自然现象和科学所做的那种演绎）基本上可以了解的原则。黑格尔将整个历史过程的目的描述为“原则——存在计划——规律”，他承认这是一种“隐藏的、未展开的本质，无论它如何真实，它也不完全是现实的［wirklich］”（第22页［第36页］）。那种能够想象的终极原因，或者在具体存在中有待实现的原则，必定是科学最终不可认识的东西，因为它在历史里仍然处于现实化的过程之中。所以，思考必须从眼前的材料开始，并将这些材料理解为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

对历史的一种洞见曾使启蒙时代的哲人们产生绝望，而令浪漫主义者更加飘飘然。而黑格尔将这种洞见当作真实的，也就是说，只有“情感”是一切历史事件的直接原因。他说道：“我们几乎可以完全断定，缺少了情感，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nichts Grosses in der Welt ohne Leidenschaft vollbracht worde ist］”（第23页［第38页］）。这样，明确地摆在史学家面前的研究对象便是一幅罪孽与苦难的全景。但是，他有自己的“概念”（Begriff），即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也有其“理念”（Idee），即作为能够认识的（相对于只是有自然实体的）历史实体在历史中显现，并且从这种全景之中汲取意义的一切存在，通过具体的现实化而全面实现。若将材料（罪孽与苦难的全景）搁置在适于当作通向某种目的的手段来把握的概念之中，便能同时避免转喻式地还原与反讽。

因此，有两个因素成了我们考察的对象：其一是那种理念，其二是人类情感的综合体，它们是历史这幅巨大织锦的经纬线。［同上］

由此，情感，这种“［通常］被视为旁门左道的东西”和“多少有些不道德”的东西，不仅仅被看成是人类存在的事实，而且被抬高到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必须的和值得追寻的条件，它比由一己私利或性格特征支配的个人或集体能够想到的东西大得多。于是，这样就超越了个体或集体在历史中真正实现的更高人类目标与情感之间存在的割裂。启蒙思想家（借助于转喻式分析）无法超越的理性与情感的二元论，以及（浪漫主义的）情感压倒理性而占垄断地位的一元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性压倒情感而占垄断地位的一元论都被超越了。黑格尔认为，在情感与理性之间进行调和的工具是国家，而不是国家机器，后者只是在具体生活中进行调和的一种手段。他所说的国家是就其理想本质而言，是道德的对象化。观念与情感的“具体的中和”或“联合”是“自由，即一个国家在道德条件之下的自由”（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