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中的自在与自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导论一开始便区分了三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原始的、反思的和哲学的），在第二层面中，他对机械论与形式论的局限性表示的不满都同样适用。三个层面的历史意识代表了历史的自我意识所处的不同阶段。与第一个层面相符合的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历史意识（自在的历史意识），与第二个层面相符合的是认识它自己如何的历史意识（自为的历史意识），而第三个层面对应的是一种不仅了解自身怎样，而且还能反思其认识的条件，即它与其认识对象（过去）的关系，以及反思有关整个历史过程本质的普遍结论，而这种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多样性成果与特定历史作品进行理性地反思而得出的（自在自为的历史意识）。

纯粹的历史意识，即那种“原始性”（ursprünglich）历史的产物，从对历史过程本身的简单了解中，发展了一种时光流逝的意识，以及一种对人性发展的可能性的认识。在诸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的思想家那里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描述在极大程度上局限于他们眼前的行为、事件和社会状态，以及他们共有的精神。他们简单地将周围世界中匆匆而过的东西转移到可以再现的智力王国”。黑格尔认为，这些史学家就像诗人一样，他们处理的是“由感觉提供的”材料，“并将它投射成想象图画以供观念能力［für die vorstellung］之用”（《历史哲学》，第1页［德文版，第11页］）。无疑，这些史学家可能也使用其他人撰写的行为记述，但他们使用的方式就如同使用“已经形成的语言”的方式一样，也就是说，只是当作一种成分使用。对他们而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与自己撰写的历史没有任何区别（同上［第12页］）。

黑格尔在此提到的是，“原始的史学家”主要是在具有隐喻特征的模式中工作：他们“将飞逝的故事成分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它们当作宝藏搁在谟涅摩辛涅[8] 的神庙里”（同上，第2页［第12页］）。他们的解释模式是诗性的表现，不同之处在于：原始的史学家将他的内容当作“实在的领域，即实际看到的或［原则上］能够看到的”，而不是梦境、想象和幻想的领域（同上）。这些“诗性的”史学家实际上把“事件、行为和社会状态”“创造”（schaffen）成具有观念能力（Vorstellung）的作品（ein Werk）。这样，他们的叙述在范围与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就他们直接看到的或具有足够真实性的事件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由于他们生活在“［所写］主题的精神中间”，因此没有进行“反思”的必要（同上），并且，既然他们与自己描述的事件有着相同的精神，他们也就可以泰然而不受批判地按其需要篡改叙述的细节，就像修昔底德借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口发表的那些演说，而只要这些细节与整体的精神相吻合即可。

黑格尔认为，就像在古代人中间那样，这种诗性历史在近代史学家中也并不多见。只有对实际事务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亲身参与事件本身，以及具有诗性才华的人，例如红衣主教雷斯（Cardinal de Retz）或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才能创作出诗性的历史。黑格尔总结说，要想深入“原始的”史学家作品的本质上的真实性，就需要长期研究、耐心琢磨，因为这些作品代表的历史学形式是，它们既是历史，也是撰述它们的那个时代的原始材料。在此，史学家的精神以及他写作的事件（或他亲身参与的事件）之间的同一性已经近乎完全了，如果我们想认识其中的任何一种，即诗歌、事件与史学家的著作中的任何一种，就必须认识它们的全部。我们可能出于诗意的灵感或智识的需要而阅读它们；但是，如果我们用评价近代“反思性”历史的标准，即专业学者的史学标准去评价它们，那不过就暴露了对于科学批评的误解，也暴露了拙劣品位。

确实，人们可以批评一些“原始的历史”，如中世纪僧侣写的历史过于抽象或形式主义；然而出现这些缺陷的原因在于，这些历史的作者的生活远离他撰述的事件。我们没有理由尝试着移情式地领会或批判这些作品，而只需尽取其中包含的事实材料，用来构成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述。

第二类历史著作是“反思性”历史，即自为的历史。撰述这种历史不仅需要对时光流逝有一定理解，还要对史学家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有充分的认识，并且要尽量有意识地缩短该距离。史学家缩短现在与过去之间距离的这种努力被认为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而存在。黑格尔写道，反思性历史的精神因此而“超越了［史学家自己的］现在”；并且，不同的史学家用不同的理论策略来弥合使他们与过去隔离的鸿沟，深入过去，并且领会其中的本质和内容，这不同策略形成了这类史学家创制的各种反思性历史。

黑格尔区分了四种反思性历史：普遍性的、实用性的、批判性的和概念性的。在黑格尔对这四种历史的描述中，它们显示出来的理解模式不是转喻式的，就是提喻式的。普遍性历史按照还原其材料这个特别的要求，使用的是抽象观念和经过删节的材料；它是任意而片面的，这不仅是因为其主题如此，还因为它需要归纳的原因缺少足够的理由，而需要建构的类型也缺少恰当的证据做基础。实用性历史勾勒了同样一幅过去的图画，但是，它们不像普遍性历史中占主导的那样想了解整个的过去，而是努力服务于现在，说明现在，其方式是从过去中援引类似于现在的例子，以及为启迪和教育活着的人们从过去中得出道德教训。这种历史就如同普遍史家撰述的那样，或许是一部艺术杰作，或者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那样具有真正的启发性；但是，它们的权威性是有限的。这不全然因为那些教训所依据的事实基础都像普遍性历史中的一样是片面的和抽象的，部分原因还在于“经验与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各个民族及其政府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按历史中推导出来的原则行事”（第6页）。黑格尔这样认为的原因是：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其事物的情形都表现出一种绝对的异质性，以至于其行为必须由只与它自己相关的因素来控制。在重大事变的强制之下，普遍的原则毫无助益。回想过去类似的情形也无用处。［同上］(www.xing528.com)

这样，他道出了此处最著名的一句格言：

苍白的记忆是无法抗衡现在的活力和自由的。［同上］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保罗·瓦莱里更为悲痛地宣称，历史“确实而言是没有教导任何东西”（teaches precisely nothing）。然而，黑格尔会强调的是“确实而言”（precisely），而不像瓦莱里强调的是“没有”（nothing）。因而，普遍性历史或实用性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它们产生“厌恶”，不是出于对其“任意性”的反感，就是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这些读者继而在没有采用“特殊观点”的简单“叙事”提供的愉悦中寻求逃避。

迄今为止，我在黑格尔的著述中注意到的东西合起来是：我们既不能从史学家那里学到整个的历史，也不能从他们那儿学到多少东西来帮助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么说，除了“原始性”历史写作中出现的诗性创造带来的审美愉悦，或者实用性历史撰述者可能引以为乐的那种为某一事业服务的道德意义之外，撰写历史的用处究竟是什么呢？

从黑格尔对另外两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对他而言，撰写历史的理由要到意识的转换之中去寻求，而意识转换就是为此所做尝试在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之中造成的影响。

“批判性历史”达到的历史意识层面比其他两种类型的反思性史学所表现的都要高。因为在“批判性历史”中，弥合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这个问题被认为出在其本身之中，也就是说，要解决该问题并不是靠进行普遍的或实际的考虑（如在普遍的或实用的史学中那样），而只要具有理论上的才能就够了。在批判性历史中，史学家对史料以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历史记述进行批判，努力从中提取真实内容，从而避免任意、片面和主观兴趣造成的缺陷，原来各种类型的史学正是因此而受损。按黑格尔的说法，批判性历史撰述或许更适合称为“历史的历史”。但他注意到，这种历史反思形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人们一致认可的任何标准，可以用来在实际撰写的历史与它们表现的对象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它使史学家的所有精力都耗费在批判行为之上，这样，人们得到的不再是某个主题的历史，而是一部不同的史学家有关某个主题之历史的历史。这种工作固有的形式主义本质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表现了出来，即在黑格尔时代的德国人中，所谓“更高的批判”显然用各式各样的主观性幻想，取代了真正批判性历史不仅会表现而且会在理性论证中为之辩护的概念工具：“幻想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胆量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幻想的基础越薄弱，越是蛮横地与牢固确立的历史事实相抵触，幻想的价值就越大。”（第7页）

因而，我们即将讨论最后一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即概念性历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等等）时，对于它“开宗明义就表示出各自为阵的特征”（同上），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感到惊奇了。概念性历史立足于一种“抽象立场”，但它也“采用了一种普遍的观点”。由此，它提供了向哲学性历史过渡的基础。哲学性历史是历史反思的第三个层面，即黑格尔自己的著作希望提出的原则（7——8页），这是因为艺术、法律、宗教这样的概念或人们生活的分支，与“历史记载的整个综合体”，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和文化实践领域之间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于是，概念性历史必然提出“整体的联系”（der Zusammenhang des Ganzen）这样一个问题，它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表现为一种实在，而不仅仅是将要实现的概念，抑或只是被当作一个实际存在的抽象物来把握（第9页［第19页］）。表明一个民族的历史内容以及它就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的理想都能从其“记载”中提取出来的原则，并且指出所有这种种关系都将得到详细解释的途径，这些就构成了历史反思的第三个层面即哲学层面的目的，也就是“［黑格尔］目前所进行的研究的目的”（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