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19世纪欧洲历史观念的独特贡献与多样性的统一

在接下去讨论历史主义的起源、范式特征和不同的表述形态之前，为了正本清源，我将说明赫尔德的世界观如何充当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潜在方法论的基础。开始，我要谈谈赫尔德作为一位史学思想家的成就的一般特征。恩斯特·卡西尔，这位已故的赫尔德派学者在他自己的时代阐述了赫尔德表现的那同一种提喻式智慧（并且，他还以一种类似的精神，即超越他自身时代的反讽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他曾说道：赫尔德“破除了分析式思维和同一性原则的魔咒，这些魔咒在历史思维中将启蒙思想束缚在因果分析里”。卡西尔写道，像赫尔德认为的那样，历史“驱散了同一性幻象，它知道没有什么东西真正是相同的，没有什么事情会以同样的形式重现。历史令新的创造物展现在从未间断的演化之中，并且，作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她赋予每一种创造物独特的形式和独立的存在方式。因而，对于历史来说，每一种抽象的概括都毫无用处，一般的或任何普遍的规则都无法理解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类的状况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个别阶段都有其内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31页）。然而在同时，卡西尔继续写道：对赫尔德而言“这些阶段并非相互独立的，它们只存在于整体之中，并依靠整体而存在。但是，每个阶段都同样不可或缺。真正的统一正是自这种完全的异质性诞生，它只能想象成一种过程的统一，而不能想象成现有事物之间的同一”（同上）。

赫尔德对生命形式多样性的认识，他对多样性的统一的理解，以及他在历史总体中以过程替代结构充当理解历史的模式，这些都构成了他对19世纪历史认识的独特贡献。不过，就像他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呈现的那个体系一样，他的努力太过了，他试图将自然的和历史的领域结合在同一个因果联合体内。举例而言，不妨考虑下面的评论，这是赫尔德在反思了罗马衰亡的原因之后写的。

支撑着世俗体系，以及形成每一块晶体、每一条蠕虫、每一片雪花的规则，也形成和支撑着人类：只要人类还会存在，它就以其自身的本质作为其延续和进一步行动的基础。上帝的所有造物在其自身及其完美的一致性中，都有其稳定性：它们都在自己的确定限度之内，建立于竞争力量的平衡之上，并运用其内在力量使这些竞争力量服从秩序。在这条线索的指引下，我在历史迷宫中，以及可以感觉到神的和谐秩序的地方漫游：因为在任何地方，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能做的都做了。但理性与正义独自永恒：疯狂与愚昧毁灭地球和它们自己。［赫尔德：《观念》，第419页（曼纽尔编，第116——117页）。］

上述文字的直接吸引力主要在于展开了一幅图卷，描绘出一个系统，它逐步成长却秩序井然、富有活力却稳定泰然、行动积极却运作安宁、发展持续却系统条理、所在无限却张弛有度等等，所有这些聚集在平衡的观念之下。这段文字的隐含之义在于，曾经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与它存在的条件相匹配。赫尔德因“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能做的都做了”这一事实而深感欣慰。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赫尔德警告其读者防范任何冲动，以免使自己陷入任何“远见的或回溯性的”“担忧”引起的困惑中（第39页）。事物总是它们必须是的那样，但是，它们成其为当前所是的必然性只不过是它们自身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能成之事，已成；待成之事，将成；若非今日，有待明天。”赫尔德对历史文献在意识中展现的产生与消亡的景象并不感到失望。时间也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因为他并没有认真对待时间。当事物本身大限将至，就自会消亡，而不是时间要求它们消亡。在个体中，时间已经内在化了，它并没有使用霸权来统治有机的自然界：“万事万物皆令大地繁盛，大地能使每一物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环境；它会凋谢，但当它的时间到来，它会再次繁荣。”

赫尔德没有假定让自己超然于他在历史文献中遇到的任何事物。即使是他从一位传教士那里得到的有关加利福尼亚边远之地懒散的土著人的报告，也令他产生的惊讶要远甚于它们可能令伏尔泰感觉到的厌恶。这些土著人“一年中或许上百次”迁徙，在任何地方想睡就睡，“对地上的污秽毫不在乎，也从不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费心去避免有害的寄生虫”，并且以种子为食，“若是匮乏，他们便会从自己的粪便中拣出”这些种子。尽管如此，赫尔德仍然能从他们中找到可以弥补的品质。因为他们“总是兴高采烈，永远嬉笑打闹、结实、直率、活跃”；他们“用最前面的两个脚趾”从地上举起石头或其他东西；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便“说笑、交谈、打闹”，一直如此，“直到年老消瘦，最后怀着平静之心面对死亡”（第181页［第9页］）。

赫尔德没有做出任何裁判。那些看上去邪恶、痛苦、道德败坏的事情，在他看来，都由它们自己做出了裁决；死亡便是裁判——它们自然不会持久。并且，依赫尔德看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代表着历史的大人物们与小人物们，或罗马人与加利福尼亚人。赫尔德写道：“罗马人正好是他们能够成为的那样：属于他们的任何容易腐烂的东西烂掉了，而可能永恒的东西留传下来了。”（第394页［第267——268页］）没有什么事物的存在是为了其他事物而存在，但万事万物都是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整体的法则是部分的尺度：“自然史从终极因哲学那里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主张这一学说的人倾向于用可能的臆测而非耐心的研究来令自己满足：对人类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一种由诸多原因构成的无休止的复杂机械，而且这些原因之间相互作用”（第393页［第266——26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历史就如自然，赫尔德总结道，“要么一切事物，要么没有任何事物是偶然的，或是任意的……这是思考历史的惟一的哲学方法，甚至一切思考的心灵都不自觉地实践着这种方法”（第392页［第264——265页］）。

当然，对赫尔德来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或是任意的。他相信，赋予万物应有形式的控制力量对历史过程而言并非外在的；在事物自身的过程之内，通过该过程诸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事物皆被塑造成它们应该的那样。历史中的一切力量自身内部都具有自我表述的规则，这规则的作用在个体事物确实成功获得的形式一致性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这些形式的多样性呈示面前，谦逊是史学家的工作规则，就如同它是哲学家的规则，而且事实上，在赫尔德的概念中，它也是科学家的规则。在过程之内观察过程本身，而不是在它之外根据惯有的成见来观察它，那么，历史世界便是太多的惟一形式，是具体的一般性，其中各物互不相像，但每一物都证明了整体之中存在着某种指导性原则。(www.xing528.com)

这种历史概念的缺陷很容易辨别。洛夫乔伊曾指出，赫尔德没有任何原则能让他解释：假使万事万物总是充分满足自然对它的要求，事物为什么不得不完全改变（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第181页）。洛夫乔伊说，由于赫尔德无法用任何理论上能令人信服的方法，将变化的事实与持久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他被迫将变化与持久都提升为神圣之象征，并且视两者的表征为某种神秘力量的显现，这是一种他在其前面要么虔诚地沉默，要么激动地赞美的“统一的有机力量”。康德，这位形而上学的不懈求索者，他在评论《观念》时，简洁地揭示了赫尔德思考自然与历史时的非科学特征。康德认为，“作为与一切有机生物的多重性相关的自我构成力量，以及作为根据生物的差异而随后施加在机体之上以确定其诸多种属的行动力量”，统一的有机力量的观念整个地处在“经验主义自然科学的领域之外”。康德坚信，这样一种“观念”只属于“思辨哲学”，随后他继续谈道，“如果它确实进入了思辨哲学，也会在已经接受的观念中造成一场浩劫”（康德：《论历史》，第38页）。康德说，将每件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愿望已经被科学所摒弃；并且，在评论赫尔德试图从人体的一般相貌中推断出人体各部分功能时，康德以一段机智话语揭开了赫尔德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本质：

单是想要确定头颅的机体化就外部形状及内部头脑而言，都是和直立行走这一倾向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还要确定：一个纯然以这一目的为方向的机体又怎么会包括理性能力在内（从而就连动物也有份）；这个问题就显然是越出了全部人类的理性之外的。理性现在可能是在生理学的最高一级梯子上摇摇晃晃，或者还想要展开形而上学的翅膀飞翔呢。［第38——39页］[6]

然而，康德从赫尔德的体系中看出错误的地方，恰恰是对追随其后的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有吸引力的地方。首先，赫尔德的体系是形而上学的而非科学的这一事实，并不比由该体系提出的思考历史的模式更重要。这一体系的形而上学方面是对根基性隐喻进行抽象的结果，这种隐喻一方面承认存在的事实之前有一种特殊的心境，另一方面承认有一种特殊的表现自然与历史过程的模式。它所鼓励的那种事实前的心境对一些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都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并且热切地渴望以某种原则为基础，来确认他们自己的生活现实是合理的，从而反击反动分子或激进主义者这两种人对它进行的过度非难。赫尔德相信每一种实在都内在地具有它自己的表述规则，以一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都能接受的精神，他这种看法可以扩展到当代社会以及过去的社会秩序。在人们面向过去时这种作为历史主义基础的态度，和人们面向现在时充当着现实主义基础的态度一样。赫尔德慷慨用于自然与过去的历史各个方面的那同一种“普遍的赞赏和理解”，在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克维尔和兰克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的精神中，成了一种鲜明的实在论的历史自我意识之基础。一旦消除它作为一种科学解释形式的过多要求，而作为一种态度加以接受，有机论便能就过去与现在产生一整套观点，尤其令那些社会秩序中既定阶级的代言人满意，无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

若想描述赫尔德的历史观念的特征，我先要就下列事项做出区分：他看待历史行为主体与行为方式的态度，他对读者说话的口气，他为一种历史事件的解释而提供的有机论的形式理论，他讲述的关于历史的故事，作为这种故事的基础并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种类故事的情节结构。如果进行了这种区分，我就能看到，即使康德将赫尔德的有机论贬为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是定然正确的，但他实际只破坏了赫尔德整个体系的五个不同层面中的一个。作为一位讲故事的人，赫尔德提供了一个模型来描述历史，它能够脱离它的形式理论基础，并且以其自身条件被认定为一种方法论规则，因此能被浪漫主义者、实在论者和历史主义者所共享，而这种共享又使追随他的史学思想家们，无论是浪漫主义的、实在主义的，还是历史主义的，都成了一种观点谱系的代表。

首先，赫尔德提出历史概念的口气是那种僧侣赞美超凡神秘事物采用的口气，而不是圣徒因其子民堕落而进行训诫、召唤他们依戒律分享圣恩的口气。赫尔德为贬低人性的人辩护，而非对他们表示不满，此外也不仅仅谈及通常的人性；他还为着或代表着他的同时代读者说话，直接针对他们，并且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看法和价值。其次，对于其材料，赫尔德采取的是那种既不卑恭也不倨傲的态度。他不相信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他和他的时代是一个更高贵时代精神错乱后产生的期待，或者是一个时代将要到来之前尚未完成的期待。虽然他对过去的态度是那种对过去的固有美德加以赞美的态度，但他还将这种态度拓展到他自己的时代，这样，假定在先前的时代存在的美德，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美德，也就假定出现在他的时代。再次，赫尔德讲述的是那些事物在它们自己的时代产生与消亡的故事；它是围绕着变化与延续的宗旨，以及发生、成长和圆满的主题组织起来的，而这些宗旨与主题的合理性有赖于接受在人类的生命与植物的生命之间进行的类比，即著作核心中根本的隐喻式证明。正是从这种隐喻中得到的抽象赋予赫尔德一种特别的有机论哲学，与之伴随的是其解释策略和真理标准，而康德在评论中批评它们是非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最后，情节结构或潜在虚构令赫尔德有可能将故事的主题与宗旨粘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易于理解的特殊类型的故事。这种情节结构或潜在虚构在喜剧之中有其原型，即天意的神话，它使赫尔德可以断言，如果进行恰当的理解，历史文献中呈现出来的间断与冲突的所有证据，便能合成一个天神、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就如《圣经》中描绘的救赎故事。

因而，在赫尔德整个的体系中，可以对他的两种方法加以区别，一种是他研究历史材料并将它整理成证据的方法，另一种是他解释与表现历史的方法。他对材料的研究就如同一个对材料的多样性与生动性顶礼膜拜者对其进行的研究，他以这种方式整理材料，以至于在形成的故事中，多样性与生动性得到了强调，而不是被消除掉了。对他而言，多样性与生动性决不是次要的，毋宁说是首要的范畴。并且，他在世界历史故事中描绘的那种事件，便是意在将这些特征展示为有待解释的材料。通过将材料安置在一种双重秩序的解释策略中，即一方面是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另一方面是诗意的和隐喻式的解释策略中，它们获得了解释。这样，在赫尔德的《观念》中，读者体会到一种双重的解释效果：一则是形而上学理论，它和他那个时代形式上的哲学化，尤其是康德式的批判相冲突；二则是以植物生命对天意学说进行的隐喻性证明，它使得有可能将故事的材料安排成某种类型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