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查理十二世的历史与非理性的力量

当莱布尼茨纵览远古之事，他所看到的发挥作用的力量恰恰与在他自己身边的相同，并且各自占据的比例都相同。它们既非确定的理性力量，也非排他性的非理性力量，而是对立面的和谐一致。它使理性与非理性不过成了最终属于上帝的那同一种统一力量或权力的不同显现。当启蒙思想家放眼远古，他们被远古与自己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差别迷惑了，以至于几乎要将自己的时代理想化，并且将它当作一种正相反的对立面来比照远古。通过那种指导他们批判自己所处时代的邪恶时如何运用理性的怀疑论，他们才避免了将自己的时代理想化的倾向——尽管其中一些人（特别是杜尔阁和孔多塞）没抵御住这样做的诱惑。不过，对立的意识之强，足以禁止启蒙思想家在古代人身上浪费任何一点宽容和同情之心。只有极少数例子除外，如吉本，这少数人认为从过去中认识到了他们想象自己本是或希望自己将成为的那种人的原型。既然他们与远古的关系被认为处于一种转喻范式的支持之下，即处于一种隔断的或外在的对立模式之中；并且，既然转喻提供的用来说明整体中对立面各方之间关系的解释模式是因果关系模式，这样，启蒙思想家将过去时代中几乎全部的无知、迷信和暴力景象，理解为几乎完全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东西。

他们无须对远古事件的表述太过仔细（就如古代希伯来人在《旧约全书》中记载的那样），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描述了那个时代绝对确定的人性的单一真实性。每一件事都被想象成某种基本和纯粹的情感、无知或非理性的表征（经常被伏尔泰当作精神错乱而简单排斥）。或许会特别关注那些在自己的时代被视为完美典范的理性人士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无法说明这些理性人士如何出现在完完全全的非理性之中，也无法说明理性是如何自非理性本身中成长而来。二者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后者被看成是一种“天意的”赏赐，因为现时代和未来可能被想象成理性时代兴起后确实的受益者。

但要注意：由于人们最初的非理性在自然本身根本上具有合理性这种理论之中无法获得解释，理性自一种非理性状态中成长起来终究是“非理性的”。因为，如果自然受理性控制，并且其自身行为具有内在的秩序与和谐，那么，为什么我们记载的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却没有被认为是理性的呢？作为一个不变的因果过程中理性系统的直接产物，最初的人在他们的存在模式中应当被假设为像自然本身一样是理性的。可是，他们不仅明显成了非理性的，而且还像在远古记载中表现的那样格外地没有理性。人们如何能解释这一点呢？

启蒙思想家的做法是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它先于我们记载的古代，在其中，人们像自然本身那样具有理性。但是后来堕落了，是人们的无知和因为人数的增长而导致的匮乏状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而人口增长本身是由于自然的仁慈与慷慨。匮乏状态致使人们相互之间争夺自然的恩赐，这种恩赐只有靠恰当的技术才能有效增加。而这导致了社会的“诞生”，它运用武力并在宗教帮助下维护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来调节人们的冲突。当然，宗教本身也是一种匮乏与无知联合的产物。这样，社会状况本身立刻被认定为世上无理性的原因与明证。于是，进步就被想象成了社会状态的非理性本质由一小撮能够识别其内在残暴本质的理性的人逐步揭示的过程。这样，人们并不是在理性成长于非理性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过程的意义，而是在纯粹数量性的条件中找到这种意义，即一种最初有限的理性扩展到形式上由愤怒、激情、无知和迷信占据的经验领域。它根本不是一种转换的过程。(www.xing528.com)

但是，依照我们曾提到的机械论原则，这意味着，理性的成长不得不认为是以其他一些事物为代价。这种事物就是留存于现在的过去本身，如传统、习俗，以及其他仅仅因为是过去的而声称具有权威或必须尊重的事物，如制度、法律、文化现象。因此，启蒙思想家撰述历史来反对历史本身，抑或至少是反对他们感受为“过去”的历史片断。就像伏尔泰意识到的，他们对过去的同情最终只能向晚近的过去拓展，这是因为晚近的过去与他们自己非常接近因而非常相似，他们从中能找到值得崇敬与尊重的事情。这样，为了同情性的历史表现而到晚近的过去中寻找对象，使得哲人们有可能几乎不会偏向提喻式的（有机论的和情感象征式的）表现。

但是，即便在此，由于他们不断认识到非理性因素仍然体现在每一位被认为是理性之人的身上，这种认识使得他们的同情和宽容能力也有所损害。在他们反思有作为的人，如查理十二世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伏尔泰对查理的描绘中，查理表现为有史以来具有最佳资质的、天才的统治者，但是，对“征服的荣耀”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造成了他的致命缺陷。在伏尔泰看来，这是一种野蛮过去的残余，即愚蠢地认为可以在战争中看到内在的价值。这种缺陷根本不是一种悲剧性的缺陷，不是查理的杰出才能的某种功能。它只是一个污点，一个雄壮机体核心中的病灶。因而，查理十二世的陨落并非一个悲剧，而是可怜。所以，查理十二世的历史仅仅是一个哀恸非理性的力量渗入并且覆灭最强者的地方。

伏尔泰思索查理的生涯本可能得出的结论是，非理性就像理性本身那样必然出现、不可削弱，它是世界与人类的一部分，是一种不能在时间中消除的力量，更不用说将它驯服、净化、规范而纳入创造性的和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伏尔泰不可能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和自己那个时代都具有一种纯粹机械的人类心智观念，这种观念要求将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战场，对立的和可以互相替代的意识形式，即理性和非理性的意识形式在其中处于一种永无休止的战斗中，直到一方完全击垮另一方。伏尔泰或该时代其他史学天才们，如休谟和吉本，他们最接近于认识到非理性的创造性潜能是在他们对自己的反讽式批判中，以及在他们自己从历史中获取意义的努力中。至少，这使他们把自己看成像残疾人那样具有潜在缺陷，却又想在历史场景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