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元史学成果

比喻理论为描述19世纪欧洲形成的主流史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种方式。并且，作为一种普遍性诗性语言的理论基础，它使我有可能描述这个被认为是闭合循环的发展时期中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因为，每一种模式都可视为一个话语传统之内的某个阶段或环节，该话语传统的发展是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

19世纪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形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史学思想的一种危机情形中。像伏尔泰、吉本、休谟、康德和罗伯逊这样的思想家，最终以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态度看待历史。前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如卢梭、尤施图斯·穆泽尔、埃德蒙·柏克、瑞士自然派诗人、狂飙突进派，另外尤其是赫尔德，都以自觉的“朴素”观点对应物来反对这种反讽式历史概念。此种历史观的原则并未被首尾一贯地阐发出来，启蒙运动的不同批评者也没有统一遵从某些原则。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感。他们相信，“移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于是就历史和人性二者的某些特性培养一种同情心，而这些特性正是启蒙运动者不屑一顾或傲慢对待的东西。这种对立的结果，便发展成了史学思想中真正的危机，以及关于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该当如何的深层分裂。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激发起对史学理论的兴趣，随后，在19世纪的头十年，“历史知识问题”成了这一时期相关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哲学家中，黑格尔对此问题做出了最为深刻的表述。在写作《精神现象学》（1806）和《历史哲学》（1830——1831）之间的这段时期，他准确地判定了引发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即理解历史领域的反讽模式与隐喻模式之间不可消解的差异。此外，黑格尔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中以一种提喻模式考虑这种分裂，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当然，与此同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受到了法国实证主义者朝有机论方向进行的改造。在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1830）中，启蒙运动的机械论解释理论与历史过程的有机论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使孔德能够将历史按照喜剧的方式进行情节化，从而消除那种反映了启蒙运动晚期历史编纂中悲观主义思想的讽刺性主题。

这样，在19世纪的前三十多年，形成了历史思想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学派”：“浪漫主义”学派、“唯心主义”学派和“实证主义”学派。虽然他们在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正确方法问题上互不相让，但在批判启蒙运动晚期理性主义者对待过去的那种反讽态度上，却是同心协力。这种所有形式中共有的对反讽的厌恶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们研究历史的热情。这种热情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19世纪早期历史学充满自信的表现。它弥漫四周，根本不管“方法论”问题上存在着极其重大的差异。

到第二个阶段，即从1830年至1870年左右的“成熟”或“典范”阶段，对反讽的厌恶也说明了这一阶段中史学思想的特殊腔调。这一阶段的特征出自有关史学理论的持续争论，以及大量记述过去的文化与社会的成果不断涌现。正是在此阶段，四位19世纪的史学“大师”——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撰写了他们的重要著作。

这个阶段的历史编纂中最显著的地方在于理论上的自我意识水平。其代表者在此水平之上研究过去，并据此撰写他们的叙事性记述。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被一种希望激励着，他们希望创造一种有关历史过程的观点，它既能像科学家看待自然过程那样“客观”，也能像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主宰着国家命运那样“实用”。因此，在这个阶段，向能够用来判断一种真正“实在的”历史概念的标准问题。就像其同时代作家在小说中所做的那样，这个时代的史学家都在构思一种历史图景，它不存在启蒙运动前辈们的那种抽象性，也全无浪漫主义先驱的那种幻觉。但是，他们也像同时代小说家（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那样，仅仅在构造种种“实在论”类型方面有所成就，这就好比存在着以修辞性话语解释世界的诸多形态一样。与启蒙运动的反讽式“实在论”不同，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彼此竞争的“实在论”，每一种都是一种或另一种隐喻、转喻或提喻模式的反映。事实上，正如我在正文中说明的，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兰克的“历史实在论”，只不过是对各种视角的批判式的详细阐述，这些视角源自于意图以明确的“诗性”方式对待经验的那些修辞策略。而在布克哈特的“实在论”中，人们目睹历史编纂再一次陷入反讽式情形中，而“实在论”自身原本被指望将这个时代的历史意识从反讽中解放出来。

与各种各样历史概念化模式的剥离相伴随的是对历史哲学的深入反思，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种剥离造成的。在第二个阶段，历史哲学倾向于采用抨击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形式。但是，总的来说，它在黑格尔开始论证的基点之外对历史意识进行的思考都不成功。当然，这种普遍化的一个例外就是马克思。为了创造一种同时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观既是“历史的”也是“机械论的”，马克思试图将黑格尔的提喻策略与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转喻策略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自己就代表着19世纪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一种科学的最具一贯性的努力。此外，这也是分析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实际形态之间关系的最富成效的努力。在其著作中，历史反思的理论与实践同它们诞生的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就任何声称具有“真实”世界图景之地位的历史概念而言，马克思对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蕴涵的敏感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要强。马克思自己的历史概念绝不是反讽式的，但是他的确成功地揭示了每一种历史概念的意识形态蕴涵。并且，他也由此为陷入反讽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而反讽是该时代历史反思最后阶段的历史意识的特征，也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形成的所谓历史主义危机阶段的特征。

但是史学思想并不需要一个马克思将它领入自己的第三阶段，或者说危机阶段。第二阶段史学家的真正兴旺就足以使历史意识陷入到这种反讽的情境之中，这种情境才是“历史主义危机”的真正实质。针对同一组事件，有许多同样可以理解并且自圆其说，然而却明显相互排斥的看法，对这些看法前后一贯的精心陈述足以摧毁历史学自诩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实在性”的那种自信。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察觉到这种信心的失落，其著作在精神上明显是唯美的，观点上持怀疑论，语气玩世不恭，而对于想获知事情“真相”的任何努力，则是悲观主义的。

布克哈特在史学中表现的那种心境，在哲学中的同道自然是尼采。但是，唯美主义、怀疑论、犬儒主义和悲观论，只是布克哈特想当然用来充当他这种特别的“实在论”的基石，而尼采却自觉地将它们当成了问题。此外，它们还被认为是精神颓废情形的表征。这种精神颓废将局部被克服，其方式是使历史意识从先验“实在地”观察世界这种不可能的理想中解脱出来。

在尼采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视其时代的反讽意识为他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一个必然的推论是，问题还出在维持这种意识的特定的历史概念化形式。与在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尽管看上去兴致不一、目的不同），尼采试图消解这种反讽，而又不落入一种朴素浪漫主义的幻象之中。然而，由于尼采尝试将历史思想比作一种艺术观念，而后者采用隐喻模式作为其典型的修辞策略，因此他确实代表了一种浪漫主义历史过程观念的复归。尼采这样谈论历史学，说它的理论自觉地是元史学式的，其目的则是“超历史的”。这样，他的历史学就意在为一种自觉地隐喻式地领悟历史领域的努力进行辩护，这就是说，在其意向中，历史学仅仅是隐喻式的反讽。尼采关于历史学的思想中，历史意识的心理学被揭开接受分析；况且，它在一种关于实在的明确诗性领悟中的起源已经被揭示出来。结果，尼采和马克思差不多，也为陷入他那个时代历史思想所屈从的“历史主义危机”提供了依据。

正是为了回应历史主义危机，克罗齐开始了深入历史意识深层结构的不朽探索。与尼采一样，他承认，危机反映出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精神状态的胜利；他还是和尼采一样，也希望通过将历史比作艺术来涤荡这种反讽的史学思想。但在这个过程中，克罗齐被驱使着去构想一种有关艺术自身的特殊的反讽概念。在将历史思想同化为艺术的努力中，他最终只是成功地促使历史意识对自身的反讽情形有更深入的了解。随后，他试图通过把历史学比作哲学，将历史意识从高涨的自我意识造成的怀疑论中解救出来。然而，在这种努力中，他的成就只在于将哲学历史化，结果使得哲学像历史编纂学自身已经是的那样，对自己的局限性有了一种反讽式的自觉。

这样构想的话，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开始，经由马克思和尼采到克罗齐的演化，表现出同样能够在历史学演化中看到的进展，后者上迄米什莱，经由兰克和托克维尔，下至布克哈特。同样基本的概念化形态表现在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二者之中，尽管这些形态以绝对是环环相扣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序列之中。作为一个整体，重要之处在于历史哲学的演化终止于历史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所达到的同一种反讽情形。只是在复杂性以及知识的广度方面，这种反讽情形不同于启蒙运动晚期相应的情形。其复杂性体现在历史哲学中对它所作阐述，而知识的广度则体现在这一时代的历史学中对它的阐发。

【注释】

[1] 参见我的论文《历史的重负》，刊于《历史与理论》（1966），第5卷第2期，第111——134页。该文就这种针对历史意识的反叛的理由进行了讨论。更近一些的材料，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伦敦1966年版，第257——266页；列维——斯特劳斯：《“生食与熟食”序》，见于雅克·埃尔曼编：《结构主义》（纽约1966年版），第47——48页。亦可参考米歇尔·福柯的两部著作：《事物的秩序：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纽约1971年版）和《知识考古学》（巴黎1969年版）。

[2] 路易斯·明克将这种争论的要点精要地概括在《哲学分析与历史理解》 中，刊于《形而上学评论》，第21卷第4期（1968年6月），第667——698页。在威廉·德雷所编《哲学分析与历史》（纽约1966年版）中，参与争论的主要学者，其大多数观点都反映在内。

[3] 参见福柯：《事物的秩序》，第367——373页。

[4] 当然，在此，我将一并思考当代西方文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即“现实主义的”文学表现问题。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勒内·韦勒：《批评的观念》（纽黑文与伦敦1963年版），第221——255页。总的说来，这个问题在历史编纂的语境中有所体现，我自己对它的研究是以埃里克·奥尔巴赫的《模拟：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普林斯顿1968年版）为榜样。“实在”的“虚构性”表现这整个问题已经获得了深入的研究，在视觉艺术方面尤其如此，见贡布里希的《艺术与幻象：图像表现的心理学研究》（伦敦与纽约1960年版）。贡布里希自己发现，希腊艺术家努力将图画转译成史诗、悲剧，以及历史学家通过叙述技艺运用的形象词汇，西方艺术中的图像实在论就起源于此。《艺术与幻象》第4章论及具有神秘倾向的近东艺术在概念上的多因素决定论，及它与希腊的叙事性、反神秘主义的艺术之间的区别，将这一章与奥尔巴赫《模拟》一书著名的开篇章节比较定会收益不小。后者将从摩西五书和荷马那里发现的叙事风格并列讨论。不用说，奥尔巴赫与贡布里希提供的这两种对西方艺术中“现实主义”事业的分析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奥尔巴赫的研究整个是黑格尔式的，就像启示录一样，而贡布里希的著作处于主要由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或反黑格尔的）传统中。但是，两部著作都谈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即“现实主义”表现的本质，这也是现代史学中的问题。然而，即便二者都认为可以称为“历史意义”的东西在艺术中是“实在论”的核心层面，他们也没有涉及对历史表现关键概念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颠倒了他们的论述。他们会问，一件“现实主义”艺术品的“历史性”成分是什么？我要问，“现实主义”历史编纂的“艺术性”成分是什么?为了回答后一个问题，我深深地依赖于两位文学理论家，其作品代表着事实上的哲学系统，他们是：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普林斯顿1957年版）；肯尼斯·伯克：《动机的语法》（伯克利和洛杉矶1969年版）。我还得益于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如吕西安·戈尔德曼、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然而，我想着重指出，我认为后面这些人大体上和他们在19世纪的同行一样，都是比喻性解释策略的俘虏。例如福柯，看来他没有意识到，他用来分析人文科学史的范畴只不过是一些比喻的形式化而已。我在论文《解码福柯：来自地下的笔记》（刊于《历史与理论》，1973年，第12卷第1期，第23——54页）中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依我看，在文学中，整个有关“现实主义/实在论”本质的讨论，都因无法批判 地评价真正有关“实在”的“历史的”概念包含些什么而在失败中挣扎。通常的做法是，令“历史的”与“虚构的”对峙，好像前者天生就是经验的，而后者只能是观念的。随后在两极之间设置一个“想象的”王国。这样，文学多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它依赖于其中经验和概念的比率。这是弗莱的方式，也是奥尔巴赫和贡布里希的方式，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弗莱至少在一篇颇具启发性的论文《来自传统的新方向》（见于《同一性的神话》，纽约1963年版）中把握住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讨论了历史、神话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讨论过历史叙述中的“虚构”因素的哲学家中，我发现以下著作很有帮助：加利：《哲学和历史理解》（纽约1968年版）；阿瑟·丹托：《分析的历史哲学》（剑桥1965年版）；路易斯·明克：《历史理解剖析》，见于《哲学分析和历史》，德雷编，第179——186页。(www.xing528.com)

[5] 在这一部分，我将加以详述的编年史、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区别，对于历史著作的分析而言，其价值远甚于对文学虚构研究。和小说那样的文学虚构不一样，历史由存在于作者意识之外的事件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写在小说中的事件能够以在历史中就不能效仿（或者也没有想过要效仿）的方式杜撰而成。这就使在文学虚构中区分事件的编年史与讲述的故事比较困难。某种意义上，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那样的小说中，纵使我们能够在“编年史故事”与“情节”（它是一种反讽式悲剧的情节）之间进行区分，它讲述的故事也难以从作品中述说的事件的“编年史”中区别开来。史学家与小说家不一样，他面对着已构成事件的一种的的确确的混乱，必须从中选取一些能用来讲述的故事要素。他通过包容此事件而排除彼事件、强调此事件而令彼事件从属其他事件来创作他的故事。这种排除、强调、从属的过程根据构成一种特定种类的故事的目的而加以贯彻。这即是说，他使其故事“情节化”。有关故事与情节的区别，请参见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和托马舍夫斯基的论文，见于李·莱蒙和马里恩·赖斯编《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论》（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65年版），以及弗莱《批评的剖析》，第52——53、78——84页。

[6] 我知道，用了弗莱的术语和情节结构分类法，我自己就处在了其他文学批评家的矛头之下，他们要么是反对弗莱分类的成果，要么是用自己的分类法取而代之。我确实不认为弗莱的范畴在文学中是惟一可能区分类型、模式、主题等等的东西；但我发现它们对于分析历史著作特别有用。看上去，对弗莱文学理论的主要批评是：他的分析方法对二流文学类别非常有用，如神话寓言或侦探小说等等，对于评判那些结构复杂、层次丰富的著作，如《李尔王》、《追忆似水年华》甚至《失乐园》等小说而言，它太僵化、太抽象了。但是，弗莱关于虚构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主要形式的分析，对于说明简单的情节化形式非常适用，碰上像历史编纂那样“有限的”艺术形式就是如此。历史“故事”易于注入弗莱明确而精心阐述的范畴之中，因为史学家倾向于反对那种复杂的戏剧性突变的结构，只有小说家和戏剧家喜欢那样。准确地说，由于史学家并非（或声称不是）“为故事”而讲故事，他倾向于以最普通的形式将故事情节化，一如神话寓言或侦探小说，或如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

我们或许还记得，19世纪受过正规教育的史学家是在阅读大量的古典文学 或基督教文学中长大的。这种文学中的主题可能为他提供了一种故事形式的储备，使他能够拿来进行叙述。然而，假定像托克维尔这样精明的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些故事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合某种犹如大诗人拉辛（17世纪法国诗人，剧作家——译注）或莎士比亚所设想的那种意图，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当像布克哈特、马克思、米什莱和兰克这样的史学家提到“悲剧”或“喜剧”时，他们通常使用的是这些术语表示的最简单的观念。对黑格尔、尼采，以及（更浅一点的程度上）克罗齐来说有所不同。作为美学家，这三位哲人对于类型有着远为复杂的构思，结果也写出了更复杂的历史。总体而言，无论史学家如何苛求其材料，他们仍倾向于成为朴素的故事讲述者。就弗莱对基本情节结构的描述，参见《批评的剖析》，第158——238页。有关对弗莱评论，参见杰弗里·哈特曼：《骇人的分界：诺斯罗普·弗莱的甜美科学》，见于《超越形式论：文学论集，1958——1970年》，纽黑文和伦敦1971年版，第24——41页。

[7] 我在前面的注释中关于弗莱所作的评论适用于佩珀的哲学反思基本形 式的观念，不过要加以修正。无疑，哲学大师，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穆勒，他们会反对佩珀提供的简化为原型的还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在佩珀概述的两种或更多的教条主义立场之间的调和。然而，佩珀的理想类型的确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化的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简便分类法，也包括当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时，我们能在其表述中发现的那类普通的实在概念。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指的是史学家有时会引述某种存在的一般观念，诉诸某种一般真理理论和证明，从依据推定确立的真实性中得出道德含意等等。大部分史学家很少能提升到像埃德蒙·柏克表现的那种在哲学上的高超水平。确实，辉格派史家有一种世界观，可是很难看作一种“哲学”。多数史学家也是如此，连托克维尔也不例外。相反，历史哲学大师意图研究出一种哲学，并精心阐述一种世界观。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比史学家更具有认知上的负责性。多数史学家只是假定一种世界观，并以它是一种有着认知负责性的哲学立场来对待它。有关基本的“世界构想”，参见斯蒂芬·佩珀：《世界的构想：证据中的分析》，伯克利和洛杉矶1966年版，第2部分，第141页以下。

[8] 我发现，在我试图描述我所认为的“历史领域”先于史学家对它的分析和表述时，肯尼斯·伯克的批评术语非常有用。伯克主张，所有有关现实的文学表现都能依据五个一组被假定的“语法”成分：情景、行为主体、行为、行为方式和目的。对这些要素进行描述的方式，以及因为其充任角色的“剧作”中的因果应力而赋予他们的相对重要性，揭示了每一种实在表现之中隐含着的世界观。例如，唯物主义作家会倾向于强调“情景”（无论以什么方式构思，都是环境）这一要素胜于“行为主体”、“行为”、“行为方式”和“目的”等要素，这样做的方式是，将后一组要素描述为只不过是前者势力的附带现象而已。相反，唯心主义作家倾向于四处留心“目的”，并且会将“情景”本身转变成与幻觉无异。参见伯克：《动机的语法》，第3——20页有粗略讨论。

虽然伯克的理论能用来描述某位史学家那种没有加工过的“历史领域”概念，但是，该领域一旦“合乎语法地”符码化之后，史学家从它那里能知道些什么呢？在这里，伯克的理论就无济于事了。他的《动机的修辞学》（伯克利与洛杉矶1965年版），意在探索文学表现的道德维度；《作为象征行为的语言》（伯克利与洛杉矶1968年版），意在提供一种中世纪的意义与价值之“隐喻性”层次的世俗化版本，这两部作品可惜都太老套了。伯克坚持，所有关于现实的文学表现，无论多么“现实”，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富有喻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他继续划分可能表现在诸文学的比喻种类时，他提供的不过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学的和人类学的符号表现的大杂烩，就连后三者自己都不过是他们仅只想分析的“现实”的比喻性表现。若将历史视为一种比喻，它看来适合用弗莱提出的方法进行分析；若将它视为一种具有认知负责性的话语形式，其特质在佩珀的术语中似乎得到了表现；另外，若将它视为道德领地，它似乎就在曼海姆那种知识社会学提供的术语中获得了准确描述。有关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参见下文第41页注释。

[9] 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伦敦1961年版，第60——65页；以赛亚·伯林：《科学史观念》，见于德雷编：《哲学分析与历史》，第40——51页。关于“总括”的一般论述，参见明克的评论，见《历史理解剖析》，第171——172页。

[10] 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伦敦1961年版，第5——55页。

[11] 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以及支持它们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分类，我将这种分类简单化了。在他的论文《科学政治学的前景》中，曼海姆列举了政治意识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理想类型”。它们产生于19至20世纪，其中有两种是保守主义的（一种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是历史主义的）。在此，我毋需加以区分，因为“官僚主义”可以说是社会秩序变革中一种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式努力的形式。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改变或维持现状，为此提出有关历史过程的特定观念。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曾在著作中提出过“官僚式的保守”态度。不管怎么说，我说的保守主义并非维护一种理想化的过去，而是维护现实中的社会分配。像我定义的一样，曼海姆所说的“保守的历史主义”构成了“官僚保守主义”的天然避难所。参见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纽约1946年版，第104页以下，以及他的论文《保守主义思想》，见于保罗·凯克斯克马蒂编：《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纽约1953年版，第74——164页。

在现代政治意识的理想类型中，曼海姆还列出了“法西斯主义”，我没有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若是用在19世纪思想家那里，就要犯时代错误了。我用了“无政府主义”这个范畴来取代它。在曼海姆看来，“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启示论政治思想采用的特殊形式。记得在曼海姆的《乌托邦心态》一文中，他列举了四种乌托邦思想的理想类型，每一种都代表了现代政治意识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们是狂欢千禧年论（16世纪再浸礼派教徒代表的千禧年论传统）、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保守观念，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参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90——222页。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狂欢千禧年论的世俗化形式，而法西斯主义是其在20世纪的形式。参见上引书，第233页。与千禧年论和法西斯主义不同，令无政府主义在启示论政治学的历史中具有独特性的事实是，它企图获得认知上的负责性，这就是说，它试图为自身的非理性姿态提供一种理性的论证。

依我看，无政府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在19世纪，哪里有浪漫主义，哪里就有无政府主义。它在20世纪注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与19世纪注入浪漫主义的方式一样。曼海姆试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将浪漫主义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同时显现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由浪漫主义的主题中生成的历史哲学并未设想一种将在历史时间中实现大一统社会的观念，而正是这种观念激励保守主义者来赞美社会现状。浪漫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个人主义状态，即自我主义，它促成了一种绝对无政府状态的信念。在一些自诩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家那儿可能表现过这种状态。可是，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这种状态就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伎俩，用来维护当时社会分配中特殊集团的特权地位，以反对来自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反动派要求的有步骤的变革。保守主义者不可能支持一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念，也无法持有一种真正激进的世界观念。保守主义者维护现状的方式是，证明它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完整的、有机的统一体。

[12] “在认知上负责”这个观念，我取自佩珀。他以此来区分致力于对他们的世界构想进行理性辩护的哲学体系和从不进行辩护的哲学体系。后者举例而言，有神秘主义、泛灵论，以及彻底的怀疑论。所有这些学说在论证中，都不得不求助于启示、权威和习俗。尽管某些特定的神秘主义者、泛灵论者和怀疑论者或许会为他们在实在前采取的非理性姿态提供理性的论证，但这种论证通常是作为对其对立者的高度理性主义进行的批判。由于它们最终否定了理性本身的权威，其学说的正面内涵在理性的基础上根本不堪一击。参见佩珀：《世界的构想》，第115——137页。在政治思想中，表述相应体系的人是：传统范围内的封建贵族，否认现在或者未来具有任何价值的反动派，以及与对手的论辩中，既拒斥理性也拒斥一致性观念的法西斯分子或虚无主义者。

[13] 两位阐述比喻性非科学（虚构的、艺术的和梦呓的）话语概念的最主要代表是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后者运用隐喻——转喻二元组合，作为分析原始文化中命名系统的基础和理解神话的钥匙。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05——244页；另外，有关这种方法的说明，参见埃德蒙·利奇：《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纽约1970年版，第47页及以下。雅各布森用同样的二元组合作为一种语言学的诗学理论基础。参见其有见地的论文《语言学和诗学》，见于托马斯·西贝奥克编：《语言中的风格》，纽约与伦敦1960年版，第350——377页；雅各布森与莫里斯·哈利：《语言的基础》，格雷文哈格1956年版，其中著名的第5章题为《隐喻和转喻的两极》，现重印于哈泽德·亚当斯编：《柏拉图以来的批判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1113——1116页。就针对精神分析学内描述梦的语言结构这个问题，这种二元组合的类似用法可参见雅克·拉康的《无意识之中文字的韧性》，见于雅克·埃尔曼编《结构主义》，纽约1966年版，第101——136页。

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和拉康都认为隐喻和转喻是语言行为的“两极”，分别代表了言语行为的连续（动词）轴和间断（名词）轴。例如，雅各布森因此而写道：“诗性比喻的研究大体被引向了隐喻，而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它与转喻原则紧密相连，尽管在分析浪漫主义诗歌的隐喻风格时，诗学运用的同样的语言学方法完全适用于现实主义散文的转喻结构，但现实主义文学仍然藐视解释。”参见雅各布森：《语言学和诗学》，第375页。事实上，斯蒂芬·厄尔曼根据本质上的转喻性内容，对小说中的实在论历史进行了分析。见于《法国小说中的风格》，剑桥1967年版。厄尔曼证明了，从司汤达到萨特的浪漫主义小说中，本质上的“动词性”风格正逐渐转向“名词化”。

就语言现象的分析而言，隐喻——转喻二元组合的成效业已证明，然而，在我看来，用它作为一种框架结构来表现文学风格的特征尚欠火候。我倾向于使用比喻的四重概念，以便在单一话语传统内不同风格的习惯之间做出区分。文艺复兴以来大家就习惯用这种四重概念。就像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在那篇深刻探讨弗洛伊德语言理论的论文中主张的：“我们用来比较的项目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风格，这样才能和弗洛伊德当成梦的语言陈述式而揭示的语言属性进行比较。……无意识运用了一种真正的‘修辞学’，它和风格一样，有自己的‘形象’，而传统的比喻种类将为两种类型的辞句（象征的和暗示的）补充原有的恰当类型。”参见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中语言之功能的评论》，见于《一般语言学问题》，佛罗里达1971年版，第75页。在该论文中，本维尼斯特消解了诗性语言和散文性语言之间的区别，也消解了梦的语言与清醒意识下言说的语言之间，以及隐喻极与转喻极之间的区别。这与我的观点一致，我认为，现实的诗性表现与散文式表现之间的相似性与其差异同样重要。对于“现实主义”小说和“梦境”而言都是如此：“内容的本质使各种各样的隐喻出现了，因为无意识的符号从其隐喻转换中既获取了意义，也陷入了困境。它们也运用传统修辞学所称谓的转喻（以外形替代内涵）与提喻（以部分替代整体）［原文如此］，并且，倘若符号序列的‘句法’导致了一种超乎一切的样式，这就是省略法。”同上。

从一种语言学的方式转向一种文体上的方式来表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其困难部分在于一方面无法利用比喻与修辞法之间的传统修辞特性，另一方面也无法运用比喻和修辞规划的这种特性。按彼得·拉穆斯所说，16世纪的修辞学家根据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比喻（或模式）来划分修辞格，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强调四者相互之间的排他性，却也因此提供了一种更丰富的诗性话语概念，以及文学风格中一种更为精细的区分，远胜于现代语言学家偏爱的两极系统提供的东西。为了保持隐喻与转喻之间基本的二元区别，一些修辞学家仍然将提喻视为隐喻的一种用法，将反讽视为转喻的一种用法。这就认可了综合性语言与发散性语言之间的区别，同时还承认了不同的文体习惯中，有关针对综合或还原程度的进一步区别。在《新科学》（1725年，1740年）中，詹巴蒂斯塔·维柯在比喻修辞中运用了四重区分法，以此作为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不同意识阶段的基础。他没有看到诗性（虚构的）意识和散文式（科学的）意识之间的对立，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连贯性。参见《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托马斯·伯金与马克斯·菲什译，纽约1968年版，第2卷，第129页以下，关于“诗性的智慧”。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理论，以及标准修辞格和比喻修辞法类别，参见李·索尼诺：《16世纪修辞学便览》，伦敦1968年版，第10——14页，第243——246页。

在传统修辞学中，修辞规划与修辞法之间的区别依据如下：一种修辞规划（无论是言辞的还是思想的）是一种不涉及“不合理的”跳跃或置换的表现顺序；与之相反，修辞法恰好与这种不合理的（或至少是意外的）置换法相关。例如，就像在“冷酷的激情”这个短语中，人们可能会预期“热情的”这个形容词。但是，语言学用法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又是不合理的呢？只要达到了使用者旨在产生的交流效果，任何修辞格都是合理的。或许对修辞规划也可以这么说，而无论它是词语的还是思想的。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承认，事实上是要求，与意识在传统基础上的阅读、思考或倾听行为中期待的东西相分离。这将既适用于“实在的”散文话语，也适用于无论多么“浪漫的”诗性之作。刻板的术语系统，像那些设计出来表示物理数据的系统，它憧憬的是消除一切修辞性用法，建构言辞的完美“修辞规划”，即在表述研究对象时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例如，同意把微积分用作讨论牛顿假设的物理实在的术语系统，代表了该话语领域内的修辞规划，尽管它不是与客观对象有关的思想的规划。有关物理世界的思想本质上保留了修辞性的内涵，其进展是通过种种“不合理的”跳跃和由一种理论切换到另一种理论，但它始终限定在转喻模式之内。具有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他面临的问题在于，要将通过修辞手法产生的洞见，置于一种词语的修辞规划之中。这种规划被指定用于与其他物理学家进行交流，而他们使用的是牛顿提供的数学术语系统。

那些不像物理学那样有专门名词规范的经验领域，其“现实主义”表现的基本问题是提供一种恰当的词语规划来表现思想的规划，后者将被视为实在之真理。但是，当这种规划成了一种描绘经验领域特征的东西，而这种经验领域又不存在必要的契约来规定它包括些什么，其真正本质又如何；或者，当它成了一种对诸如革命之类现象的传统描述进行挑战的事物，那时，什么是合理而可能发生的，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之间的区别就不存在了。要描述的与客体相关的思想，以及描述客体或者与客体相关的思想所运用的词语，都被当作了修辞性话语。因此，在分析实在的假设性“现实主义”表现，以确定其话语使用的主导诗学模式时，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确定话语的某种（或几种）模式，人们深入到了意识的层面，在此，经验世界先于在得到分析之前已经被建构起来。并且，保留了肯尼斯·伯克所称的“主要比喻类型”中的四重区别之后，人们就能详细说明不同的“思想风格”，它们多少有些隐蔽地出现在任何实在的表现之中，而无论这种表现明显是诗性的还是散文式的。参见肯尼斯·伯克：《动机的语法》，附录D，第503——517页。参考保罗·亨利编：《语言、思想和文化》，密歇根1966年版，第173——195页。有关比喻的著作多种多样，并且从来被争论困扰着。试图分析话语的比喻性维度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能在《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亚历克斯·普雷明格等人编，普林斯顿1965年版）关于比喻的不同描述中见到。

保留修辞性语言四重分析有着许多益处，可以防止落入一种由风格连同语言的两极观念促成的、本质上是二元的风格概念中。事实上，比喻的四重分类法将允许一种双重的二元风格分类法按可能的组合运用。据此，我们并非像雅各布森那样，不得不将19世纪文学史一分为二，一方是一种浪漫式——诗性——隐喻式传统，另一方是实在式——散文性——转喻式传统。这两种传统都被看成是同一种话语习惯中的要素，在这种话语中，所有与语言用法相关的比喻性策略都纷纷呈现，但不同作家和思想家呈现的程度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