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风格问题-元史学的三个层面及情节化模式

我已经区分了史学家在叙述中努力获得解释性效果的三个层面，现在，我要考察历史编纂的风格问题。在我看来，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代表了情节化、论证与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的某种特定组合。不过，在某个特定作品中，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将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组合在一起。例如，喜剧式情节化与机械式论证组合就不合适，正如激进的意识形态与讽刺式情节化亦不匹配。这就好像，各种可能在不同写作层面使用而获得解释效果的模式中，有着可选择的亲和关系。并且，这些可选择的亲和关系是基于结构上的同质性。这可以在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的可能模式中得到证明。这些亲和关系可列表如下：

在某个特定史学家那儿，这些亲和关系并没有被当作各种模式的必然组合。相反，表述每一位史学大师作品特征的辩证张力，往往来源于这样一种努力，即将情节化模式与和它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举例而言，就如我要说明的，米什莱试图将一种浪漫式的情节化，与一种带着确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论证结合在一起。而布克哈特则用一种讽刺式的情节化和一种情境论的论证，服务于一种明显是保守主义的而且最终是反动的意识形态立场。黑格尔在两个层面上将历史情节化，即微观上是悲剧式的，宏观上是喜剧式的。二者的合理性证明都依赖于有机论的论证模式，结果，人们在读他的著作时，得出的意识形态蕴涵要么是激进主义的，要么是保守主义的。

但是，上述每一种情况，都在有关整个历史领域形式的一致性图景和主导性想象的情境内，释放出一种辩证的张力。这就使单个思想家关于该领域的概念获得了一种自我融贯的总体外貌。并且，这种一致性和融贯性赋予其著作独特的风格。在此，问题在于确定这种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基础。依我看，这种基础是诗性的，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

在史学家能够把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概念工具用于历史领域中的材料之前，他必须先预构历史领域，即将它构想成一个精神感知客体。这种诗意行为与语言行为不可区分。后者准备将历史领域解释成一个特殊类型的领域。这就是说，在一个特定领域能够获得说明之前，它必须首先被解释成一个有可分辨的各种事物存在的场所。这些事物作为现象的独特状态、层次、族属和类别，又必定被设想成是可以分类的。此外，它们必定被认为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而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一些“问题”，它们要由叙述中的情节化和论证层面上提供的“解释”加以解决。(https://www.xing528.com)

换言之，史学家面对历史领域的方式，与语法学家可能面对一种新语言时的方式大体相同。他的首要问题是在该领域的词汇、语法和句法中进行辨别。只有这样，他才有能力解释任何要素的特定形态或其关系的变化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史学家的问题是建构一种语言规则，它具有词汇的、语法的、句法的和语义学的维度，借助它们可以用史学家自己的术语（而不是用文献本身用来标示它们的术语）来表现历史领域及其要素的特征，并由此准备解释并表现这些要素，这是史学家在其以后的叙述中要做的。由于本质上的预设性，这种预构的语言学规则，其特征也可以根据塑造它的主导性修辞方式来进行表述。

历史记述据称是历史过程的确定片断的言辞模式或标记。但是，之所以需要这些模式，是因为文献记录并没有就它们所涉及事件的结构，描绘出一种清晰的影像。所以，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因为，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它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就其结构的构成性程度而言，它也是诗性的。这种结构以后会在史学家提供的言辞模型中，被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但是，不仅史学家可能当作一种（精神）感知客体来研究的某个领域是构成性的，一些概念也是构成性的。史学家将用它们来鉴别存在于该领域中的客体，并且描述它们相互能够保持的关系类型的特征。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

但是，可能的解释策略的数量并非无限的。事实上，有四种主要的类型，对应着诗性语言的四种主要比喻。因而，在诗性语言自身的形式内，我们找到了那种用来分析不同思想、表现和解释模式的范畴，这些模式在历史编纂这种非科学的领域中往往能遇到。简言之，比喻理论为我们在历史想象演进的特定时期内，提供了一个对其深层结构的形式进行分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