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清理阶级队伍的进行

1969年

文化大革命进人1969年，迟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九大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林彪、江青集团把九大看作是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加紧了篡权活动。

九大召开前夕，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九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作为九大的任务。

4月，九大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地位。九大以后，“文革”进入第二阶段，“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全国开始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继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准备和美苏“打常规战”、“打核大战”。6月，苏联领导人在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加重了中共党内业已存在的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0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的口头谅解0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中共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林彪趁机发出“一号命令”，全国掀起“要准备打仗”的战备高潮0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两国关系趋于缓和。

这一年，由于政治形势略有稳定，周恩来抓住时机，布置编制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遏制了“文革”以来经济全面衰退的势头，使全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恢复到1966年“文革”前的水平。但计划和经济管理仍未走t-iE轨。这一年，国家计委还下发了关于财政、企业、物资等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部分中央、部属企业开始下放。

1969年全国计划座谈会

1969年全国计划座谈会是在“文革”初期全国动乱局面基本结束的形势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体制改革问题。

“文革”初期，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原有的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贯彻实行，1968年则因缺乏统计资料而无法制订年度计划。这两年的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情况。1968年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基本结束了全国的动乱局面，社会秩序相对趋于稳定，经济的指挥和管理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周恩来总理抓住这一时机，开始着手恢复“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国民经济。

1968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指示，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了一个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草拟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一纲要提出了1969年的国民经济的5项主要任务：（1）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l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还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卷；继续动员400万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随着文教机构和学校的下放，文教事业经费改归省、县两级来掌握；力争提前完成超功率对外短波电台和对内中波电台的建设。（2）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用于农业的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约160万吨。（3）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力争3到5年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4）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行免费或低价口服避孕药的试点，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5）继续狠抓交通运输。计划规定了196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吨到1650万吨，比上年预计增长720万吨到770万吨；原煤2．75亿吨到2．8亿吨，比上年增长5800万吨到6300万吨；原油1850万吨到2000万吨，增长270万吨到420万吨；发电量980亿度到1000亿度，增长273亿度到293亿度；棉纱1000万件到1050万件，增长250万件到300万件；铁路货运量5．8亿吨，增长1．7亿吨。计划1969年工业总产值约比1966年增长15%；钢、铁、原油、水泥、机床、发电设备、棉纱、棉布、纸等很重要产品的产量，将提前一年达到或超过“三五”计划原定的1970年的指标。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按193亿元安排，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其中新建的约130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比上年增长6%。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计划增加职工150万人。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计划曾提出过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原材料来增加生产急需的产品，还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管理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作像章的5000吨铝；强调在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同时，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的多了，孩子生得多了，要抓紧控制人口的工作。会后，各地代表在执行这个计划时，还讨论补充了一些内容。

由于1969年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基本的前提，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1969年的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遏制住了“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势头。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较之1968年、1966年分别增长了23．8%、7．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个别外，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与1966年相比，196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4%，原煤增加了5．6%，原油增加了49．4%，发电量增加了13．9%。

但是，由于1969年的计划是由l临时的计划小组在短期内匆匆草就的，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加上这一计划的制订受到了为党的九大和国庆20周年献礼的影响，草拟得很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脱离实际。1969年实际的工农业增长状况基本上未达到计划要求。

体制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961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需要，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表示：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好。随后，中共中央以此为精神，决心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文革”的到来却使改革搁浅了。1969年全国形势稳定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次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会上发言，谈到了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关于手工业过渡，他指出，要防止一阵风，不要一下子都改为全民所有制。关于大工业下放地方管理，他提出，中央部直属企业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下放地方；二是下放后实行双重领导；三是中央部直接管理几个企业。他强调，条条块块应以块块为主，绝大多数企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下放。

2月27日，会议印发了有关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

一是《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草案）》。《初步意见》指出，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门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心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划分问题。根据财政管理体制下放的情况，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必须相应地加以调整。在财政收入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人、银行收入、关税收入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收入，包括地方企业收入，一律归地方财政。在财政支出方面，除了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基建投资、流动资金、行政事业等支出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支出，包括地方基建投资、流动资金、新产品试制费、支援农业资金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费和行政费等，一律归地方财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中央只下达一个总额，具体项目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在中央规定的财政管理体制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本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国家的税收制度（包括税种、税法）由中央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各种税收的具体征收办法。

二是《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初步设想》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第一，中央部门的权限集中过多，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够；第二，机构重叠，管得过多过死，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够；第三，中央部门直属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鉴于这种情况，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初步改革意见。《初步设想》的主旨就是企业下放，认为中央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时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及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初步设想》还拟定了初步下放的企业名单。

三是《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认为，过去以“条条”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权限集中过多过大，管得过宽过死，破坏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物资体制要按照加强中央的统一计划，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原则进行认真改革。设想的初步改革意见是，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地区平衡、差额调出、调入的物资分配制度。地方“五小”企业生产的产品，不纳人中央统一分配。地方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设备，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原则上不纳入中央统一分配。文件发出后，全国开始了以下放企业、实行包干制、精减机构为主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至1970年全面展开。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又称“珍宝岛事件”，指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中苏两国边界武装冲突事件。

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使两国之间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问题成了两国政府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我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在中苏关系稳定友好时期，两国边界问题被搁置一边。50年代中期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日趋明显，遭到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抵制，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边界问题随之浮出水面。1964年2月，在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下，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但并未取得任何进展。1965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频频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特别是未明确划分归属的地段挑起事端，侵人中国领土领空，绑架、杀害中国边民，毒打中国边防军官兵。从1964年2月到1969 年2月，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以来苏联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的一起最严重的边境冲突。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的虎林县虎头公社（今虎头乡）虎头大队（今虎头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长1700米，宽500米，面积0．47平方公里。它原是乌苏里江西侧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才形成南北狭长的小岛，到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因其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名“珍宝岛”。它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冻厚达2米以上，可行驶汽车、坦克。珍宝岛以西还有珍宝西岛，以北有七里沁岛，以南有长脖岛。

珍宝岛及上述几个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根据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两国在乌苏里江中的边界位置及江中岛屿的归属，事后也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但是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的边界划分，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边界线。珍宝岛及上述岛屿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当属中国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也同意两国在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这实际上已承认了珍宝岛及上述岛屿是中国领土。在事实上，珍宝岛也一直由中国管辖，上岛建房、捕鱼、种菜的都是中国公民，巡逻守卫岛屿的也是中国边防军。但是，在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承认的划分江中边界及岛屿归属的原则却没有在中苏两国的国家间条约中得到确认。苏联政府拿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以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一条红线为界，企图证明珍宝岛等地区属于苏联。实际上，这条红线只表明沙皇俄国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的意愿，不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和江中岛屿的归属。中国代表表示不能同意，苏联官员也曾承认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然而，苏联政府却以此为据，企图侵占珍宝岛等地区。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14次侵入珍宝岛。苏联报纸公开扬言，如果中国军队再敢上珍宝岛，就武力解决。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也叫嚷要“做好战斗准备”。珍宝岛地区的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969年3月2日上午9时许，苏联边防军70余人，乘2辆装甲车、l辆卡车和1辆指挥车，由苏方下米海洛夫长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出发，越过冰冻的界河，侵入珍宝岛。他们兵分四路，企图迂回包围正在岛上进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当中国当地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的第一巡逻小组刚刚散开时，苏军首先开火，打倒了几名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击毙苏军上尉伊万等38人，击伤20余人，击毁装甲车、卡车、指挥车各l辆，迫使苏军撤回到苏联境内。中国边防部队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失踪通信员1人。同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并警告苏联政府：“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3月2日后，苏联迅速增派兵力开往珍宝岛以东的苏联边境。3 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苏联军用直升机、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又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其两侧的中国河道。13日，中国再次发出抗议照会，严重警告苏联政府。

为应付紧急事态，中央军委于3月7日复电沈阳军区，明确在化冻前（即3月20日前·）仍把珍宝岛、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抽调步兵、炮兵以及高炮和反坦克部队在饶河西南地区集结待命。14日晚，中国边防部队工兵连和侦察排在中国江岸通道和珍宝岛西江叉地区分别设置反坦克雷场，反坦克炮兵进入前沿和纵深阵地。

15日凌晨4时，苏军在6辆装甲运兵车的运送下，侵入珍宝岛。8时许，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向上岛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随即还击，激战1个多小时，打退了苏军的第1次进攻。9时46分，苏军发动第2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由1个坦克中队4辆坦克从岛南端的江叉冰面上穿插，企图切断岛上中国边防部队与中国江岸的联系。苏联江岸上的火炮和机枪封锁中国江叉，阻拦中国部队上岛增援。中国守岛部队在孙玉国、于洪东、周登国等指挥下，集中主要力量和反坦克兵器重点打击正面入侵的苏军，同时在岸上火力支援下打击迂回入侵的苏军坦克中队。经过2小时激战，苏军的第2次进攻又被打退。15时，苏军在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一线防御阵地后，向珍宝岛发起第3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副营长冷鹏飞率部上岛，与岛上中国部队协同作战。同时，中国边防部队炮火支援，击中苏军指挥所，击毙苏军比金地区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17时，苏军撤出珍宝岛，苏军第3次进攻被粉碎。在这天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击毙苏军上校以下官兵60余人，击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缴获军事装备1部。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伤27人。至此，珍宝岛地区的中苏武装冲突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暂告结束。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对中苏关系、中国国内形势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事件发生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增派陆、海、空三军，直接部署在上述地区的兵力有陆军42个师，空军25个师，飞机3000余架，海军舰艇800余艘，边防总队21个，总兵力达100多万人。中苏边境上的严峻形势加重了中共党内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毛泽东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议上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由此掀起了全国备战高潮，从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与路经此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晤，双方同意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问题谈判。至此，两国关系趋向缓和，珍宝岛事件划上了句号。

九大前后全国备战的高潮

1969年初至1970年，即中共九大前后，因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中国出现了规漠空前的备战高潮。这次备战高潮的出现，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紧张、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视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忽视国防建设和备战工作。但在60年代以前，因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存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未估计过高。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直至中苏同盟的解体，整个国际战备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大大恶化。苏联于中苏边境屯兵百万，频频挑起事端；中印边境冲突不断；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战争不断升级；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台湾签订各种军事或准军事条约和协议，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严峻的局面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战争形势的估计越发严重，一再强调必须积极备战，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国家汁委于1965年9月重新拟订的经中央基本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是以备战为中心任务了。但是，尽管如此，在1969年3月以前，中国的备战工作仍属于常备性的，没有给人以紧迫的感觉。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挑起珍宝岛事件，随后的数月中，苏军又多次入侵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和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苏联代表在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包括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这种情况加重了中共党内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并首先谈到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4月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强调：“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指帝、反、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战争。”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的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认为虽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备战，但美、苏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珍宝岛事件以后，并未改变这一格局，即苏联不会在短时期内大举进攻中国。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议按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军事装备生产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军委办事组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由于林彪等人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了34%。

8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建立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三线战略大后方，并再次大幅度增加了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

为加强边疆地区的战备工作，中共中央在8月2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即“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1）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3）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做好战斗准备，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4）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在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5）坚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6）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7）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交通运输、破坏通讯联络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8）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9）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备战工作进入高潮，从主要是思想动员转入全面实施，从主要是部队的工作转入全民性的紧张行动，从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备战的最高潮则是在林彪发出第一号令后。

10月17日，林彪借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私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随后，各地加强了战备动员、教育工作，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紧急疏散城市人口、物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防等队伍，加强了通讯警报网的建设。许多重要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地区大搬迁大转移或酝酿搬迁转移。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中苏恢复边界谈判之后，中苏边境形势趋向缓和，备战高潮也逐渐降下温来。1970年，尽管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尽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人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但是像九大前后那样的备战高潮却没有出现。1970年以后，中国的备战工作逐渐转入常规性常备性的正常阶段。

中共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虽然在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骤然猛增的国防战备费一方面挤占了经济建设的投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的防空洞、防空壕多数在后来闲置无用；城市人口疏散、工厂企业搬家、兵力物资调动也造成了大量的物力浪费。同时，由于当时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最好的备战，因而，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在政治上也助长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理论的发展。

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对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美苏两国的连锁反应。美国除继续增兵越南南方外，还在地面、空中增加了对中国的侦察活动；苏联也把空军和太平洋舰队调到中国边境，驻远东地区的苏联部队也由15个师增加到40个师，后来甚至超过50个师。尽管中国的大规模备战完全是防御性的，但积极的防御战备也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备战高潮对于避免战争、走向缓和有一定的作用。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斗、批、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和核心内容，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政治运动。它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但其全面展开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经过两年的造反、“批判”、“夺权”，当“全国山河一片红”实现时，“斗、批、改”的一些任务已经实现，多数则因当时动乱的局面，执行得并不“理想”。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远未取得胜利，因此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

《红旗》杂志1968年第12期刊登了姚文元8月25日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分阶段进行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虽然只有“工厂”，其实全国都是如此。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指导下，作出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阶级永远要领导学校等部署。全会公报要求全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列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内容，向全党提出“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脚踏实地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批、改。”

中共九大正式确定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范围内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其指导思想是：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批判和否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辅以“落实政策”，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全国建立新秩序。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在“天下大乱”之后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在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抓“点”，在全国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斗、批、改”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即在工厂、学校、公社等基层单位建立有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军代表等三方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以制止派陛武斗，使各派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联合。但是，由于各地严重的派性斗争，勉强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各派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不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就是两派或几派争权，相互拆台。同时，由于参加结合的军代表不了解单位的情况，反而使一些地方的形势更加复杂。

二是大批判。“斗、批、改”是以“大批判引路”，无论干什么，先搞“革命大批判”，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所谓的“黑六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等，进而否定建国后17年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制定的各项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大批判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它往往要求各地找出所谓散布、推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让群众一哄而起，批领导，批同事，甚至自己批自己。大批判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九大以后，其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极左思潮的影响及派性干扰，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滥施专政，以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四是整党建党。从1968年冬到中共九大前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吐故纳新”方针，普遍开展整党建党工作，逐渐恢复了在全面动乱中被破坏的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生活。但由于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处分了一些不应处分的党员，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人了党。同时，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混人党内。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五是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实行自上而下的精简下放，如下放干部，办“五七”干校等。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技术人员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六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结合“大批判”中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建国后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对中国调整阶段所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完全否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项内容在“斗、批、改”中是交叉进行的，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步骤进行。另外，在“斗、批、改”运动中，又出现了超出毛泽东具体规定之外的内容，如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和“给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文艺革命”等。

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错误的，因此，“斗、批、改”的各项具体工作也必然是“左”的、脱离实际的。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都混淆不清的情况下，“斗、批、改”的结果，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现所谓“天下大治”，反而否定了建国后17年积累起来的许多宝贵经验，给人们的思想和各项工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共九大后展开的“斗、批、改”运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和随后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而中断。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实现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正常情况下，中共九大应在1961年召开，但因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估计，党的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等原因，中共九大未能如期举行。

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共九大一事。他说：“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些事。”但由于会后全国形势朝着全面动乱的方向发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无法展开工作，九大的筹备工作再次推迟。

1967年秋，毛泽东委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以便确定召开中共九大的日期和具体准备工作。lO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给各地参考。1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通报》中强调了5条：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人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新生力量”（造反起家分子）选人党的中央委员；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领导统统清除。这5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1968年9月，除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后，召开中共九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根本不可能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只能是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江青等人趁机将他们的帮派体系塞进九大，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而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被审查或监禁而未能出席九大。

中共九大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4月1日，中共九大正式开始，毛泽东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毛泽东在概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希望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随后由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分8个部分，而基本思想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报告系统地、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第一次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确认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规定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夸大了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并提出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斗私批修”，批判的矛头指向参加会议的老同志。1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发言之后，大会对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严重错误，它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文化大革命写入了总纲。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度评价了林彪，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人了党章，开创了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恶劣先例，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使党员处于无权利的地位；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党内监督，强化了党内集权。4月15日起，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酝酿提名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并继续分组讨论在各地、各单位落实大会提出的任务。

4月15日，大会主席团发出了关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即先由各代表团提名、经主席团汇总，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各代表协商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选举办法规定了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等15人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不得超过53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应有一定的比例。选举办法下达后，各小组开始酝酿、协商、选举候选人名单。因军队和工农候选人提名太多，候选人总数突破了250人的限额，达到279人。

4月2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由林彪主持，正式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林彪、江青等人一方面暗中操纵选举，只让老同志得票刚过半数而勉强当选，以损害他们的威望；另一方面，林彪、叶群还布置同伙少投江青等人的票，以打击江青等人。经过无记名投票，17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最后，林彪宣布九大闭幕。

4月28日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成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除上述5人外，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李德生、汪东兴。以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5人中，林彪、江青一伙占了一半以上。

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同时，九大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中共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会谈

1969年9月，中国和苏联两国领导人为缓和珍宝岛事件以来中苏边境的紧张形势，利用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在北京首都机场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谈。

中苏两国有着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历届政府悬而未决的问题。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后，边界问题日益敏感。中国政府多次建议苏联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并提出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但苏联政府却支持以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附图中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一条红线为边界。而这条红线仅表示当时沙皇俄国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的意愿，不能表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和江中岛屿的归属。因此，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苏方的要求，主张按国际法准则，以江中主航道为边界线。1964年2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因苏方的原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两国关系破裂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集重兵，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到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冲突达到顶峰。此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百万，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则在“准备打仗”的口号下，掀起了备战高潮。中苏边境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外交谈判的努力。

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约见中国驻苏使馆官员，提出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电话磋商。次日，中国政府以备忘录答复：“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可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一方面坚持其立场，一方面表示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并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边界谈判。4月1日，中国政府表示“正在考虑给予答复”。4月11日，苏联政府建议双方从4月15日起在莫斯科协商，并要求中国政府答复。5月，中国政府做出答复：“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分别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的逝世。柯西金在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在回国途经北京的时候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毛泽东在京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柯西金前来中国会谈。9月10日，当柯西金等人乘飞机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答复：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柯西金转经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于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中国领导人前往迎接。双方在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长达3小时40分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针对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及6月苏共领导人在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对柯西金说：“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接着，周恩来又表示：“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我们的原则是，能解决的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要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当柯西金表示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可以讨论3个月时，周恩来表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同意这一看法，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随后，周恩来就中国解决边境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表示：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之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脱离争议地区等3项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双方原来在哪里，就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双方讨论的时间最长。周恩来明确指出，争议地区就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经反复讨论，柯西金最后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说：“争议地区，就是你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出的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又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付待边界谈判解决。(www.xing528.com)

就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周恩来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4条。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4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然后，双方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柯西金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

最后，中苏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9月1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柯西金。信中说：“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信中还重申了双方当时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而达成的5条意见，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边界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合理解决，解决不了，通过外交途径协商；上述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信件最后表示：“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缓和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lO月19日，中国发布消息：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即将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次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自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中苏边界谈判恢复之后，中苏边界冲突基本停止，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两国大使返回各自大使馆，双方的贸易谈判也恢复进行。

高等院校下放

高等院校下放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指在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以后开始的下放中央部属高等院校管理权及搬迁裁并大专院校的活动，它是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教育革命”主张中错误和偏激的部分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大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便被理解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毛泽东看到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教学脱离实际等问题，多次表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进而提出了新的教育主张，认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办学内容、办学方法以及办学地点等都要实行彻底的革命，不赞成把大学办成经院式学校，特别是不同意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毛泽东确实看出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主张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他把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强调：“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就大学如何办发表指示。1968 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办文科院校时又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些提法明确地表达了大学要到社会和实践中去办的思想，从而为高等院校下放埋下了伏笔。

随后，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歪曲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散布和发展了这些主张中偏激和错误的部分，为高等院校下放大造舆论。同时，他们又在高等院校内煽风点火，鼓动和教唆青年学生“革命”、“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高校长期停课，派性充斥，山头林立，武斗不断，无政府主义泛滥，成为教育战线乃至国家的重灾区。从1968年下半年起，各高校陆续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校的秩序渐渐恢复正常。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乱的根源，再加上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教育革命的问题仍未解决，高校中动乱依旧。1969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高等院校的出路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策动高校下放。

1969年2、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印发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其中对中央部门直属的大专院校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提出将所属的大专院校下放到厂矿去。8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企业体制下放情况简报》中指出：石油部直属的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13所下放地方，林业部门正准备下放所属大专院校。这时下放部属高等院校随企业下放而零星出现的。大规模高等院校的下放是在其主管机关教育部撤销之后发生的。

1969年lO月，教育部撤销。教育部及其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函授学院等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共1258人，在教育部军管小组和驻教育部的工人宣传队的带领下，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教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继续进行“斗、批、改”。教育部的撤销和全体干部、职工的下放使全国教育工作失去了统一领导。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市的，仍归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他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委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材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都纳人国家计划。

根据《通知》精神，原中央所属各部高等院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到1971年7月，原中央部属院校176所，调整后，保留下来131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旧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6所。

除此之外，一大批高等院校在调整过程中还被搬迁裁并。1969 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分散到农村“战备疏散点”，学校的大批员工及部分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

1971年1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8月13日，国务院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这个报告规定了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

高等院校下放给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破坏。据统计，1965年，全国共有高校434所，到1971年，共砍掉106所，剩下328所。其中原有的6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销，原有的18所财经院校被撤销了16所。搬迁合并的高校共64所。尤其是农林院校，全国有47所，其中23所搬迁达45次，致使经过17年努力业已形成的农业院校教育体系被搞乱，校无定址，人无定居，教无定所。在高等院校下放、搬迁和裁并过程中，许多学校的校舍被占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大量散失，损失之大，后果之严重难以估量，以致给后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林彪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集团。它是随林彪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形成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膨胀，阴谋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步骤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

首先是通过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

1961年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学急用、立竿见影”。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与众不同的讲话，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很满意，要求作为会议文件下发。1964年后，林彪在军队建设中提出要“突出政治”，“毛泽东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突出政治”遭到了罗瑞卿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林彪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当毛泽东酝酿、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受阻的时候，林彪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积极赞成会议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并声色俱厉地发表了“五一八讲话”，大讲反政变、反复辟，大讲毛泽东个人天才，非常鲜明地向会议表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

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的政治地位再次上升。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旨在排除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借重军队的力量，毛泽东特意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并在会后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副主席。

其次，林彪在其政治地位上升至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后，除了继续“紧跟”毛泽东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拉山头，培植亲信，为他吹喇叭、抬轿子，造舆论，充当打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彪原来的老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先后聚集在林彪周围，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林彪有意的保护下，他们才顺利过关。1966年7月问，海军内部运用各种形式对李作鹏等人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出面说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从而使李免遭批判。邱会作因道德败坏，生活靡烂，曾受到总后勤部党委批评。1967年1月，造反派在总后勤部批斗邱会作，邱向林彪求援，林彪连夜派叶群带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以“大节是好的”为护身符，将邱会作转移到西山。同样，黄永胜、吴法宪也分别在林彪的保护下免受冲击。这使黄、吴、邱、李四人对林彪感激涕零。黄永胜在1970 年5月曾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则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效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为准则，林彪集团开始形成。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军队文艺界两派都想搞演出。周恩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作过希望“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但遭到了两派的拒绝。5月13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支持下，其中一派准备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演出。对立一派闻讯后，冲砸会场，引起武斗。这就是“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称他们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另一派打为“冲派”。于是，吴、李、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五一三”事件是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前后，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进行清除异己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打倒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

1966年8月25日，林彪以总参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与贺龙毫无关系）为借口，诬陷贺龙指使王尚荣、雷英夫要夺总参党委的权，随后，他伙同江青给贺龙扣上了“大土匪”、“大军阀”、“篡军夺权的黑手”等罪名。10月，林彪、吴法宪在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期间，诬蔑朱德是个“假总司令”、“黑司令”。1967年7月，林彪伙同江青等人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展开“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使总政治部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扣上“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3人发动突然袭击，诬蔑3人“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了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随后，林彪死党先后担任了军队更高层的领导职务。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在此前后，吴法宪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并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政委；邱会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后勤部部长。至此，因军委常委已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实际控制了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权力。这样，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干，以军委办事组和空军的一些部门为主要活动一阵地的反党集团，基本控制了军队大权，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议召开。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人党章，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副统帅，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集团发展至此已到了顶峰。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

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勾结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两国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边界。这些不平等条约并未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且事后两国政府也没有就勘分边界达成具体协议，从而导致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历届政府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表示：“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规定：“将中国政府与沙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着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年和1920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画定，在疆界未画定之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及其他各种原因，中苏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但在中苏友好的气氛中，中苏边界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一边。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此，中国政府在1960年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并在1963年向苏联政府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中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是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但苏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都得算是苏联的。苏方如此的态度，自然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次谈判未果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妄图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境双方武装对垒，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为缓和中苏边境上的紧张局势，两国政府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9年9月1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中苏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协议，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1964年中断了的中苏边界谈判。

10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他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余湛、柴成文，团员有章文晋、王卿、蔡洪江、安怀、王步苍。随后，他又就中苏边界谈判讲了几个问题。（1）关于边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他与柯西金会晤时的态度，我们不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协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已达成协议的事，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就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2）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两国政府首脑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但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协定，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3）关于谈判的领导，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4）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往来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要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他强调指出：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

10月8日，中国公布外交部文件，驳斥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1）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沙皇帝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归还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领土；（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5）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份文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立场和原则。

lO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苏联代表团成员是：团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是马特洛索夫，团员叶里扎维金、齐赫文斯基、安塔会凯维奇、纳西诺夫斯基、列比亚特金。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达成的谅解，即双方先达成一个使谈判不受武力威胁的临时协定，进而谈判边界问题的前提，将9月18日中国政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苏方。苏方却从两国政府的谅解向后倒退，拒不讨论草案，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会谈经过一段交锋后，周恩来在一次交谈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在请示毛泽东后，他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据此，中方代表团向苏方代表团列举了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见的记录，苏方无言以对，只得派下层工作人员和中方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随后，中方才明白苏联用意所在。谈判开始后不久，10月25日，苏联和美国共同宣布，将举行两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中亚军区。实际是想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来迫使中国就范。

但中国仍按事先准备好的谈判策略，坚持先讨论临时措施协定。在中方的一再坚持下，苏方虽不得不讨论临时措施，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中方强调指出：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只是承认中苏双方对这些地区的领土归属有争议；关于这些争议地区究竟应归谁所有，需要留待将来讨论边界走向时解决。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也是柯西金在机场会谈中所同意的概念。苏方却硬说：中方提出的“争议地区”的概念是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是企图不经划界就事先解决领土问题。由于苏方顽固坚持这一立场，使中苏边界谈判陷人僵局。12月下旬，苏方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返回苏联，谈判进入休会期。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代表团副团长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以后，谈判仍无进展。苏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双方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周恩来指出：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进的紧张局势?后苏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指出：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中苏边界谈判自1969年恢复以来，延续了将近9年，中国代表团先后由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伊利切夫。由于苏方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但两国边界也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1978年7月以后，中苏边界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1980年1月，因苏联人侵阿富汗，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双方国家关系，中苏沩界谈判随即停止。

红旗渠的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注重发展农业，注重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969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文革”带来的重重困难，先后胜利建成了红旗渠工程和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红旗渠位于河南林县境内。林县历史上是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贫困县，群众喝水往往要到几里、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农业长期处在种一葫芦收两瓢的低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着重解决水的问题，先后修建了英雄渠、抗日渠，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但1959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又使林县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困难。林县人认识到，要结束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只有引用水量充足的漳河水。1960年2月，“引漳人林”的红旗渠工程正式动工。

红旗渠工程是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系，由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及许许多多的支渠、斗渠构成。总干渠迂回盘绕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横穿过崇山峻岭，飞跨峡谷深涧，是红旗渠的主动脉。总干渠首起山西省平面县浊漳河侯壁断下600米处，到林县分水岭止，全长70公里，渠宽8米，深4．3米，设计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一干渠自分水岭向南，全长41．5公里，渠宽6．5米，深3．5米，引水量为每秒14立方米，是红旗渠灌溉面积最大的一条输水道，主要灌溉林县太行山脉东侧的大片土地。一干渠在合涧与英雄渠相接，又通过英雄渠接通弓上水库，扩大了红旗渠的灌溉效益。二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南绕山腰直抵安阳县境，全长48公里，宽3．5米，深2．5米，引水量为每秒7．7立方米，主要灌溉林县东北部大片土地。三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北绕山至东岗盆地，全长12公里，宽2．5米，深2．2米，引水量每秒3．3立方米。

1966年，总干渠和一、二、三于渠完工，初步实现了“引漳人林”的设想。1969年7月，以红旗渠为主的支渠配套工程完工，使全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了一个水库星罗棋布、渠道纵横交错的自流灌溉网。林县绝大部分农田都在这个灌溉网内。

红旗渠修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工程中的困难无法想象。林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人到这项工程中。他们逢山钻洞，遇河架桥，斩山劈岭，凿石导河，苦战十年，终于在太行山上建起了一条“人造天河”，创造了人间奇迹。长616米、高5米、宽6．2米的青年洞这个总干渠上最大的隧洞，是林县人民悬空施工，锤打炮轰硬挖出来的；一干渠上的咽喉工程官圆渡桥是林县人自己设计的。桥下过洪水，桥中过渠水，桥上行汽车，使桥、渠、河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林县人民的智慧；虽然缺少现代的运输工具，林县人凭着肩扛手搬，在二干渠上建造了长413米、宽4米、高15米的夺丰注槽和长680米、宽7．5米、高15米的过江渡槽。下流河水，上行汽车，顶端渡槽过槽水。三干渠上，林县人民采用“竖井分段”作业法，沿隧洞从同顶开凿了34个竖井，各向两边沿洞线施工，凿通了长4公里、宽深各2米的曙光洞。据统计，红旗渠共修干、支渠道595条，长1500公里，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180个，总长26公里，架设渡槽（桥）155座，总长6．5公里；共挖砌土石方1819．58万立方米，混凝土1．88万立方米，渠道绿化960公里。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了“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粮食亩产连年上升，林、渔、畜牧、工、商、文教卫生事业也都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难怪红旗渠被林县人民自豪地称为“幸福渠”。

林彪发布战备的“紧急指示”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次日，这个指示被黄永胜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传达。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和局势，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双方将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根据当时的战略动向及国际上把谈判作为战争借口的先例，中共中央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烟幕。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防患于未然。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在此前后，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在苏州，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前往广东，陈云、王震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前往河南。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分别疏散。

10月16日，林彪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苏州。17日下午，他通知秘书“打个电话给黄永胜”，由秘书张云生作记录。林彪站着一边想，一边逐字逐句口述。林彪一共讲了6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大意是：苏联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状态的口述命令。

当晚7时左右，秘书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6条命令传给了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18日晚21时30分，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通过总参作战部正式下达了这个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一个号令”的部分内容是：“第四，迅速抓紧布署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A．Vi"反坦克炮）。第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人战时指挥位置。第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上述指示中的最后一项只传达到11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卫戍区。

同时，黄永胜还下达了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号令”，给总参二部、三部的指示“第三号令”和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号令”。“紧急指示”发出后，全军各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空军、海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4100架飞机和6600余艘舰艇。

发布这样一个关系全军总动员准备打仗的“紧急指示”而不经党中央研究，不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请示而擅自下令，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林彪对此很清楚。在获知他的紧急指示已发布到全军后，林彪遂指使黄永胜于19日以电话形式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进行报告，企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毛泽东同意。没想到，毛泽东看完电话记录稿后做了冷处理，批示烧掉。黄永胜接到回电后，顿时慌了手脚。经过与林彪密谋后，黄对外宣称：“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烧掉。”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擅自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是很生气的。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曾向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调动全军想干什么?”并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林彪为什么敢于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呢?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紧张，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过于严重，给林彪发布“紧急指示”以可乘之机。美国增兵越南，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冲突日益严重，以致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这些加重了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使中国更加广泛、持久、深入地加强战备。当中苏两国政府确定于lO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时，中国领导人紧绷的神经尚未松弛下来。会谈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同时决定为防止苏联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这些都为林彪发布“紧急指示”提供了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在北京，也为林彪发布“紧急指示”提供了机会。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中共九大后，林彪被确定为党的唯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同时又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吴、李、邱还担任着军队的重要职务。这些并未满足林彪的权力欲，他还想夺取更高权力。“紧急指示”的发布就是林彪检验自己命令的效力、图谋政变的又一次预演。这是林彪发布“紧急指示”的实质。其实在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半个月前，他已进行过一次预演。9月30日夜，林彪突然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命令该机场的飞机当晚全部转场，用砖头把跑道堵起来并配备足够的武器，搞一个小规模的演习。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当夜命令“所有空军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所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员坚守指挥岗位，不准离开”。结果从9月30日至10 月3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入一等战备，共有1683架飞机在机场担任战斗值班，3900多架飞机进入洞库或野外疏散，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的机场都用机械和车辆设置了防敌机降落的障碍。事后，吴法宪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林彪报告说：“这一战备行动是空军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

10月20日，中苏双方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如期在京举行。中苏边界没有发生任何情况。这表明“紧急指示”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后果上，它却对国内外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紧急指示”的发布促使全国备战升级，形成高潮。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外，许多大中城市立即疏散人口、挖防空洞、防空壕，组建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安等队伍，加强通讯警报网建设，工业向边远地区转移，军工生产规模扩大。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紧急指示”发布后，部队和装备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据统计，1970年，紧急疏散的部队和物资经铁路部门运输的有60万车，比抗美援朝时期运输量最大的1951年还多17万车。运输团以上部队有8个整军、48个整师另179个团，新老兵157万余人。经水路运输的有20万人、物资55万吨。经全军后勤汽车部队运输的物资约3000万吨。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和物资疏散不能不引起国外各方面的关注和震动。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一带频繁调动，全部休假取消。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全面戒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中国周边形势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清理阶级队伍”的进行

“清理阶级队伍”是所谓“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一项政治运动，提出于1967年底，自1968年夏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九大前后，成为“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这并非江青一个人的意见。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因此，“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即把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除出队伍的运动在上海等少数地方开展起来。多数省、市、自治区因革委会尚未成立，此项运动并未展开。

1968年5月，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章上作了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不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这一材料，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8月，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成了“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用于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

1969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再次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在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被肯定下来。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逐渐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国全面展开。当时是利用军管和工宣队领导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前定性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的人，总之，一切“有问题”的人统统清查一遍。

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有6项，一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是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四是要大张旗鼓地、广泛地、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是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要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是要加强领导，必须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清查“五一六”始自1967年下半年。1967年5月，北京出现了少数人参加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织。这个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机会，在北京偷偷印了和张贴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大字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这年8月发生的“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夺外交部长陈毅的权、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等严重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必须制止这股“极左”思潮，制止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亲自在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所谓的“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随后，这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被揭露出来，其主要成员被拘捕审查。其他地区并未有类似组织，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操纵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却别有用心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揪“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

1968年，为统一领导，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小组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因“五一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标志，在清查过程中，负责清查的领导通过查组织、追表现，大搞逼供信和株连，随意地把自己的对立面指为“五一六”。林彪、江青等人则趁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五一六”问题再次提出，各单位又进行清查活动。1970 年1月，林彪鼓动“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运动彻底搞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加深。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主要内容有5项。一是错误地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与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在一起，说成是“五一六”的操纵者，认为他们否认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有抵触、甚至为“五一六”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是认为当前的清查工作存在扩大化倾向，清查重点应是揭露“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三是清查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一个“五一六”，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叫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义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之风有所遏制，但《通知》要求继续清查实际在大多数地区都不存在的“五一六”，并规定不限名额，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制造出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1970年9月，陈伯达倒台后，被认为是“五一六”的“黑后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查，协调中央和地方“五一六”专案的调查，并规定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在北京。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后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继续发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停止。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给政策”、区别对待、分清敌我和重点打击，但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五一六”分子。运动又与“大批判”结合，大搞逼供信，强迫“坦白交待”，根本无法做到分清敌我、重点打击。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虽然揪出了少数坏人，但却使大批干部群众无辜受株连，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一个“五一六”，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叫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义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之风有所遏制，但《通知》要求继续清查实际在大多数地区都不存在的“五一六”，并规定不限名额，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制造出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1970年9月，陈伯达倒台后，被认为是“五一六”的“黑后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查，协调中央和地方“五一六”专案的调查，并规定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在北京。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后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继续发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停止。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给政策”、区别对待、分清敌我和重点打击，但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五一六”分子。运动又与“大批判”结合，大搞逼供信，强迫“坦白交待”，根本无法做到分清敌我、重点打击。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虽然揪出了少数坏人，但却使大批干部群众无辜受株连，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