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九次党代会：重要节点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实现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正常情况下，中共九大应在1961年召开，但因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估计，党的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等原因，中共九大未能如期举行。

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共九大一事。他说：“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些事。”但由于会后全国形势朝着全面动乱的方向发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无法展开工作，九大的筹备工作再次推迟。

1967年秋，毛泽东委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以便确定召开中共九大的日期和具体准备工作。lO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给各地参考。1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通报》中强调了5条：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人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新生力量”（造反起家分子）选人党的中央委员；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领导统统清除。这5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1968年9月，除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后，召开中共九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根本不可能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只能是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江青等人趁机将他们的帮派体系塞进九大，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而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被审查或监禁而未能出席九大。

中共九大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4月1日，中共九大正式开始，毛泽东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毛泽东在概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希望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随后由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分8个部分，而基本思想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www.xing528.com)

报告系统地、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第一次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确认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规定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夸大了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并提出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斗私批修”，批判的矛头指向参加会议的老同志。1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发言之后，大会对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严重错误，它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文化大革命写入了总纲。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度评价了林彪，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人了党章，开创了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恶劣先例，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使党员处于无权利的地位；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党内监督，强化了党内集权。4月15日起，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酝酿提名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并继续分组讨论在各地、各单位落实大会提出的任务。

4月15日，大会主席团发出了关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即先由各代表团提名、经主席团汇总，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各代表协商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选举办法规定了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等15人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不得超过53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应有一定的比例。选举办法下达后，各小组开始酝酿、协商、选举候选人名单。因军队和工农候选人提名太多，候选人总数突破了250人的限额，达到279人。

4月2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由林彪主持，正式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林彪、江青等人一方面暗中操纵选举，只让老同志得票刚过半数而勉强当选，以损害他们的威望；另一方面，林彪、叶群还布置同伙少投江青等人的票，以打击江青等人。经过无记名投票，17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最后，林彪宣布九大闭幕。

4月28日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成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除上述5人外，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李德生、汪东兴。以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5人中，林彪、江青一伙占了一半以上。

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同时，九大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中共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