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反修防修”为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场大规模运动。这种劳动就业方式，自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为中共中央所鼓励过，但规模有限。它成为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大规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落实“最新”、“最高指示”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变色的真诚愿望，响应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革命”上，忽略了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正常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或是继续升学或是就业。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招生、考试制度的废除，大学已停止招生，中学教学秩序也已彻底打乱，无法接纳初中毕业生；国民经济的全面衰退，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没有能力再招收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1967年两届高、初中毕业生滞留在校内的人数达到数百万。大量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分配离校，成为家庭、社会的负担，也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1967年的“全面夺权”已使大多数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陷于瘫痪，革命委员会尚未建立，没有有效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积压在校的学生已有三届，人数共计有1350余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愈加紧迫。此时，大多数地区已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组织力量上看，已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这一问题也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批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但是，由于高校仍未恢复招生，国民经济持续衰退，工矿、基层仍无法吸收新人员，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只有农村和边疆两条路了。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概念：“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工宣队、军宣队陆续进驻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与动员也热烈起来。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便是热烈的欢呼和大张旗鼓的宣传。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后来的宣传又以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讲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是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再是一个就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在狂热的政治宣传下，一批批知识青年或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或无可奈何的“随大流”，或带着难言的苦衷，在动员与强制下被迫远离父母，到农村、山区、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兴起。据1973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从1968年12月至1973年12月，全国已有8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报道的上山下乡知青人数已达1200万。1978年的统计人数达到1623万。(www.xing528.com)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毕业生，也包括少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他们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去内蒙古、新疆、东北、云南等地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在当地有很低的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知青点”，自食其力；一种是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农场和青年队，这种形式是1974年以后才产生的。据统计，自1967年到1976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总计1403万人中，上述三种形式的上山下乡人数分别有229万、1048万和126万。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总体上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试图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以缩小三大差别，拉平社会主义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上山下乡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在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创业，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在农村、边疆传播知识，活跃文化生活，其中一些人扎根农村、边疆，成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促进当地建设的骨干。但是，由于运动本身是在极“左”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就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它是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一哄而起，缺乏长远的整体规划，致使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甚至遭受迫害。随着1970年招工和其后的大学恢复招生、部队征兵，许多知识青年纷纷以招工、升学、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边疆返城。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根据福建莆田县李庆霖反映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困难的来信，在复信中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当统筹解决。”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国务院在6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工作会议报告。报告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拟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领导小组和有关办事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做好这项工作。8月4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返城之风不减。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为解决这一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1978年lO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此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1981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到此时为止，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企事业单位为安置返城知青已支出100多亿元，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因这一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累计共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名、中专毕业生200多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