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冤案真相揭示-中国历史大事详解(近代卷)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

t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后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历史冤案。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毛泽东对中央在一线工作同志的不满。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它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使得毛泽东下决心“炮打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当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打倒刘少奇时，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哕。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解释为什么“炮打司令部”时，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显然，毛泽东把刘少奇与他在工作上的分歧，误认为是刘少奇在夺权。这正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原因。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标志着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的下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地位。

2．林彪、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

毛泽东的大字报等于向全国、全党发出了一个战斗号召：打倒那个另立于党中央之外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的传抄散播，迅速传遍全国。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处于被不点名批判的地位。8月21日，《红旗》杂志第ll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指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随后，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向刘少奇宣战。

1966年lO月9日至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提出并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还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林彪、陈伯达的目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更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全国各级党委。

为了制造声势，利用红卫兵及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张春桥亲自出马直接部署这一行动。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2月25日上午，蒯大富率领5000余人兵分五路，在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1966年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会上攻击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1967年3月，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此文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手法，把这部著名的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歪曲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认为“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在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林彪、江青又秘密地设立专案组，制造伪证，极力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特务。

1967年3月，康生利用北航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收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已经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围绕着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发起了一次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由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其矛头直指刘少奇。戚本禹以“权威”的架势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文在问了8个为什么之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随后，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戚文，电台也进行了广播。

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就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8月5日，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上万群众，组织所谓“揪刘火线”，围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3．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锤定音。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审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专案组”，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然后再诬陷刘少奇是美国战略特务。1967年3月后，又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诬陷活动。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断章取义、弄虚作假、逼供信等手段，拼凑虚构的材料，制造伪证，于1968年9月提出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发表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歪曲历史事实，无端指控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

然而，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

1925年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因病回长沙休养。在长沙文化书社，刘少奇被捕。刘少奇被捕后，全国总工会、各地学联等群众组织团体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致电谴责湖南省军阀赵恒惕，要求释放。此外，还有刘少奇亲友同乡等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可是，康生、江青等人却不顾事实，诬陷刘少奇投敌叛变，而在被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

1927年6月28日晚，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在汉口被捕。专案组为了找证据，1967年夏，把曾经于1927年和刘少奇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丁觉群监押起来，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材料。丁觉群在1927年时曾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1967年9月3日，他开始说：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当然，这样的“交代”，江青是不会接受的。后来，在专案组威胁、恐吓、利诱下，丁觉群写了伪证材料。但是，第二天又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表示：“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专案组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凭丁觉群自己也承认“都是假的”证据，把刘少奇诬陷为“内奸”。

1929年刘少奇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但因坚决斗争，身分又未暴露，法院以证据不足不得不将刘少奇取保释放。江青、康生一伙却逼迫孟用潜写了伪证材料，证明刘少奇被捕叛变。

孟用潜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他在1929年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有关，他们被放了。江青、康生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孟用潜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1967年6月22日专案组报告说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在康生的指使下，专案组“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多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就这样，孟用潜被迫写的伪证成了刘少奇被捕叛变的“证据”。

江青一伙利用歪曲事实的伪证，强加给刘少奇莫须有的罪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使刘少奇家破人亡，而且使许许多多的人被株连。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到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26000多件，28000多人。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冤案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