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事详解：柳河五七干校的真相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把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广大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重新学习”的“新”场所。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既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并认为其他各行各业，也要象军队那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五七”指示勾勒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平等社会。这是一个空想的理想社会，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成为全国各行各业效仿的样本。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出现以“五七”命名的工厂、农场、医院、大学，其中尤以“五七”干校为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夺权、派性争斗在全国猛烈展开。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出现了大批靠边站的干部、知识分子。在全面内战时，这些干部、知识分子的处置和安排都无人过问。随着1968年全国夺权斗争进人尾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如何处置这些人，让他们有组织、有系统的继续受到“触及灵魂”的“斗、批、改”，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8年5月7日，成立了仅3个多月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进行“斗、批、改”精简机构的过程中，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定名“柳河‘五七’干校”。干校人数后来陆续增加，到10月初，共有学员504人，主要是原省直属机关的干部。学员在校耕种了3000余亩土地，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在劳动中接受“思想改造”。经过近5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劳动下放，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编者按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www.xing528.com)

10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体会》分三部分：“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办校的根本方针”、“改造世界观是办校的根本任务”、“同工农兵相结合是办校的根本途径。”《体会》说：“在筹办‘五七’干校的时候，省革命委员会就明确指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五七’干校是‘炼人’的。在干校，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这个问题转的。学员的生产劳动、学习、军训、日常生活，都和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锻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紧紧地联结起来。战地整风、地头讲用会、战评会、批判会已成为‘五七’干校学员们自觉的制度”，“柳河‘五七’干校从创办的那一天起，就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看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别人认为干不了的事情，他们干，还要干好。”“柳河‘五七’干校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到工农群众中来了。学员同原来农场的100多名工人和贫下中农混合编队，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工农群众中来，并不等于就同工农结合了。要真正做到同工农相结合，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结合的过程，就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此后，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样板，全国各地刮起了创办“五七”干校之风。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除部分在职干部外，主要是“文革”中受到打击已靠边站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干部数十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五七”干校的形式，继续打击迫害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10月林彪借口“战备”发出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靠边站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最后通牒。毛泽东指示中虽然把“老弱病残”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下放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和许多患慢性病的体弱人员也往往被无情地下放到“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到农村生产队。

为了强调“劳动改造”，当时的“五七”干校大多数选在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偏远、贫穷地区。下放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往往不分年龄、性别，编成连’、排、班，按时出工劳动。劳动中，“五七”干校的负责人往往人为地制造困难，加大劳动强度，如限制伙食，雨雪天出工，让老人、妇女等从事打井、挑粪、盖房、放养牲畜等重活。此外，在“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进行“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问题”严重者会受到批判斗争。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思想改造”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左”倾错误的产物。它既不可能是任何进步意义上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机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有效形式。事实证明，这种以惩罚干部、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重要性为指导的“五七”干校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消耗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的宝贵时光，给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干部、知识分子以可乘之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五七”干校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各地“五七”干校陆续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