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黑六论的历史背景与影响

批判“黑六论”

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同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首次提出：“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社论号召：“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此后，一度在各种报刊上，特别是在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文件的时期，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黑六论”的浪潮。

“中国赫鲁晓夫”在当时是污蔑刘少奇的用语。强加在他头上的“黑六论”实际在刘少奇的所有著作和讲话中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提法，更没有总提法。

关于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的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次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上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当时国内基本状况的，同毛泽东本人当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反右派斗争后不久，毛泽东在八届扩大的二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他发展到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刘少奇尽管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且在工作中尽量给予抵制，但他考虑到中央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更没有提出过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其它主张。关于所谓“驯服工具论”，1958年《北京日报》曾开展“共产党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为了给这次时论作个总结，1958年6月3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谈话，有针对性地谈到党员和党的关系问题。他说：“不作工具作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作什么样的工具?驯服的工具，还是调皮的工具?是容易驾驭的，还是不容易驾驭的?……动脑筋的人就不能作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的人就不能动脑筋了?作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绝对不能统一，还是能统一?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显然，刘少奇在这里是指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这绝不是提倡无原则和奴隶主义。共产党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人民服务是唯一的宗旨，党的铁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高度觉悟、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这样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是因为它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谬论水火不容。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刘少奇的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观点变成“驯服工具论”，大加讨论，以达到他们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的目的。关于“群众落后论”，1941年刘少奇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的阶级性》。他分析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在指出其革命性的一面的同时，又指出其落后性的一面。他说到了农民阶级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和落后性等。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有的革命导师对农民的落后性的分析往往超过刘少奇在该文中所说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说：“工人是必须依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但必须努力去做工作，不做工作，就去依靠，是靠不住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椅子本来是可以依靠，有毛病，不可靠了，修好了，又可以依靠了。”刘少奇的用意是强调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要多做工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人，提高工人觉悟。这无疑是正确的。林彪、江青一伙却断章取义，把刘少奇这两段话中的有关“落后”、“破椅子”等语言单独摘录出来，再捏造成“群众落后论”，加以讨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销他们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取消党的领导，煽动造反，搞乱全国。(www.xing528.com)

关于所谓“入党做官论”，则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无中生有硬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罪名，连牵强附会都谈不上。如果说真有什么人推行“入党做官”，那恰恰是林彪、江青一伙。林彪把他20出头的儿子林立果放到空军，突击入党，一步当上了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进而实际掌握空军大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把上海的“造反英雄”陈阿大等流氓地痞拉入党内，甚至直接拉人中央委员会，充作班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名声，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建设。

关于所谓“党内和平论”，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王明“左”倾路线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内同志当敌人，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恶劣影响，1941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党内斗争》一文，他说：“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致，是要在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他坚决反对“机械过火地党内斗争”。这些被林彪、江青一伙归纳为“党内和平论”，似乎刘少奇失去原则立场，对党内坏人坏事视而不见，提倡做老好人。事实上，刘少奇不仅在上述关于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斗争问题的论述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也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拿原则做交易。林彪、江青一伙歪曲、污蔑刘少奇，无非是要在党内把老干部都整掉，把一切敢于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党员统统打下去。

所谓“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一顶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帽子。从40年代起，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待工作、自身待遇的态度以及处人处事的方式问题，并形象地用“吃亏”和“占便宜”来作比喻。1964年他同王光美一家谈话，说：“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是丧失一部分的。为人民作事，大家就会照顾，规律性就是这样。现在是人民作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在别的讲话中，刘少奇也讲过类似意见。这些话不能说刘少奇用语十分严谨，但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即用平易近人的拉家常的方式说明要摆正个人利益的关系，要做老实人，做老实事，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看，党和人民不会亏待有贡献的人的，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林彪、江青一伙丑化刘少奇，是企图把我党的干部说成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都必须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批判所谓“黑六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否定老干部以致整个干部队伍的重要一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长时间内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混淆，给党的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带来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