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助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发展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的全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的全称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制止全国大、中、小学的派性武斗、促进联合、领导“斗、批、改”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学生先是“破四旧”、“大串连”，随后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参与夺权。他们的狂热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还处于动乱之中，领导干部普遍没有被“解放”，大多数学校并未能真正复课。相反，到1968年夏天，大中学校派性斗争达到高潮，武斗有增无减。为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动用工人和解放军的力量，进驻学校。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工宣队数千人首先进驻武斗已延续百日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员遭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抵抗和突然袭击，5名工宣队员惨遭杀害，731人受伤。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紧急召见了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并警告说：“谁如果继续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毛泽东的鲜明态度，保证了工宣队对清华大学和随后对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进驻和领导。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进驻清华的工宣队代表，公开表示对工宣队的支持和关怀。8月25日，根据毛泽东“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作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要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人”，“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这个指示，8月2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了北京市的全部大专院校。这年的夏、秋，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专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全国县镇以下农村中、小学则由进驻的贫下中农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了起来。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进而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命委员会、整党等所谓“斗、批、改”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的到来”。

但是，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基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在文化、教育部门同其他部门一样严重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工宣队、军宣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和派性斗争。他们不了解各学校内部的复杂情况，缺乏正确的判断标准，虽然起了遏制派性、促进联合的作用，但也错批、错斗了一大批群众。同时，由于他们不熟悉教育业务和教育规律，贯彻执行了一套“左”的教育方针，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工农兵实践经验在大中学教学中的作用，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使一代青少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www.xing528.com)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行由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树立贫下中农在学校的优势地位，并且永远由贫下中农占领阵地的原则。农村各学校在公社、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领导学校的工作。

贫管会成立后，废除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都由贫管会决定。贫管会在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中，先后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把“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通通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把实行校长负责制说成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贫管会废除了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所谓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强调突出“政治”和师生思想“革命化”，把学校纳入了“左”倾思想办学的轨道。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此后，全国各地农村中小学贫管会纷纷以此《大纲》为模式，对本校进行管理。具体规定如：中学要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大队联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中小学12年一贯制缩短为9年；废除考试、留级等制度；中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老师、学生要走出校门参加社、队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搞社会调查；贫下中农进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村史、校史，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贫管会的成员一般都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不懂教育，更没有学校管理经验。因此，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能搞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损伤教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毛泽东错误认识的产物，它不是“教育上的革命”，而是“革”教育的“命”。因此，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军宣队逐步从学校撤出。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各地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了学校，并撤销。贫管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随即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