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七三和七二四布告解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7年以来，随着毛泽东“全面夺权”口号的提出，全国各地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掌权，相互以武力相抗，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动下，武斗又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全面内战。各派群众组织在武斗开始时还限于仅用长矛、棍棒，后来发展成抢夺解放军、民兵的武器装备，甚至抢劫运往越南的军列。为了制止各地日益严重的武斗，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发布通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但是，由于“全面夺权”的总方针没有停止，制止武斗的效果不大。尤其是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和9月15日连续发表讲话，鼓吹“文攻武卫”，更是火上浇油，使全面内战升级，持续不断。到1968年夏天，一些省、区的武斗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967年广西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在铁路沿线架起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运输一度中断。1968年5月5日晚12时至次日凌晨4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了3800多人，出动45辆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抢枪事件。10日，柳州“联指”又抢走驻军部队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万多发，六。炮、迫击炮2门，四0二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21日，柳州市另一派组织以对付柳州“联指”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走援越弹药1．1万多箱，共计子弹1700万发，竞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留下了“收条”。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组织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0炮8门，子弹约100多万发。

陕西自1968年4月以来，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武斗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儿月以来，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4万多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近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掉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吃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房屋1．5万余间。5月26日，一小撮坏人制造了西安铁路系统全线停车事件，6月3日又发生冲击西站事件，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积压车皮高达八九千辆；铁路、公路经常发生开枪、拦截车辆、殴打司机和执勤战士事件。全省有4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络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续的有18个县。全省被抢各类枪支数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事件。

针对广西、陕西等省、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8年7月3日、24日，两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www.xing528.com)

“七三”布告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抢劫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线上的据点。（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3）无条件地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二四”布告指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区，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织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2）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3）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5）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1）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2）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3）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4）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5）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6）对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份布告的发布，从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混乱和沉重灾难，也表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结束全面内战，逐渐收拾乱局的意图。这两份布告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9月22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陕西省集中力量落实“七三”布告和“七--N”布告，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全省范围内武斗已经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已经拆除，各地的专业武斗队已经解散和瓦解。从8月8日到9月17日，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各种弹药400多万发。

但是，这两份布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武斗产生的原因，只是力图制止武斗的现象，因而在“全面夺权”的口号下，一些省、区的武斗仍很剧烈。甚至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1969年，全国部分地方的武斗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