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康生等人编写的诬陷名单

江青、康生等人炮制的诬陷名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蓄意诬陷、迫害了一大批阻碍他们夺权的老干部。由于康生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林彪、江青在幕后策划，康生出面直接点名，指使逼供、定性定案的。

1967年7月，康生伙同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1968 年9月17日，康生致信江青，毫无根据地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的帽子。

为了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无产阶级路线”相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条与之相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基于此，1966年8月，康生特地指示“红卫兵”清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红卫兵特地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随意进入各单位，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康生等人则利用红卫兵“抓叛徒”的“成果”，从1967年到1968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打倒了一批老同志，株连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其中影响重大的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1人“叛徒集团”冤案、“广东地下党”冤案、“冀东”冤案、“上海地下党”冤案、“内人党”冤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赵健民特务”冤案、“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大特务刘仁”冤案等等。更为恶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江青、康生等人相互勾结，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人手，接连炮制了4份诬陷名单。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自罗列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所谓有“政治问题”者的名单。名单中，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有病和死亡者31名外，被康生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有88名，因“有政治历史问题”而“靠边站的尚未列人专案”的有7名，“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人，共计124人。(www.xing528.com)

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现在写的人尚未完整……这是粗略的排列，很不准确，谨供参阅。”

8月23日，康生和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份《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8月27日，康生、曹轶欧再次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经过了康生的亲笔修改和审定。在前份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中有60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问题”。在后份报告中，159名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里通外国”。

这4份诬陷名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打倒老干部的名单“总结”，也是他们准备继续残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名单目录。上了这4份黑名单的老干部，绝大多数也的确受到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和迫害。同时，通过诬陷迫害活动，大批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而为林彪、江青集团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创造了条件。